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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翻译中的“逆差”现象解析 　　近年来，在世界文化交流共融的趋势下，中国音乐学界与世界音乐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无论是质还是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向外传播的情况都不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进。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与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目的的不同认识以及翻译者的素养等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文化差异；翻译目的；素养 　　翻译对于任何学科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音乐概莫能外。一种文化在纵向上的传承固然能形成自身的严谨体系，既可追根溯源，也可继往开来；然而横向借鉴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冲突和包容能给古老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音乐文献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1] 。中国的文字、造船术、稻作文化、丧葬习俗随着古人的迁徙而传入异国他乡且有不少被沿袭至今。而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鉴真东渡、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历史大事件则为更丰富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条件。作为“流动的语言” “无国界的语言”，音乐方面的对外交流也可谓历史悠久。《礼记?明堂位》有云：“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据载，匈奴的胡笳、短箫和西域各国的曲项琵琶、箜篌、腰鼓等在秦汉时期相继传入我国，而汉代乐舞戏也随着出使、和亲的队伍渐为他国接受。但是，历史上的传统音乐对外交流多以歌舞和佛教音乐的形式与周边国家进行，音乐理论方面的交流较为鲜见，这与当时的政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程度是相当的。 　　自19世纪始，更多的西洋音乐传入我国，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其间开始闪现音乐文献翻译的影踪。例如1907年由上海均益图书公司翻译出版的《舞蹈大观》和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悲多汶传》（即《贝多芬传》）。“据统计，在本世纪（20世纪）初的五十年里（至1949年），我国的音乐翻译著作总共有60部。其中音乐教育、作曲技术、音乐家传记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33%、20%、20%；而涉及音乐史、音乐学等其他方面的译著则寥寥无几。”[2]到20世纪50年代，音乐译著在内容和题材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欣欣向荣的势态在60年代戛然而止。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音乐译著出版工作方迎来真正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呈井喷的态势，在内容侧重点方面也出现了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技术理论以及与其他学科横向联系而形成的新型学科，极大地促进和拓展了音乐发展的广阔前景。 　　然而纵观音乐文献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逆差”现象的存在，即“外译中”的数量远远高于“中译外”的数量，这不仅是指总量，也包括品类。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哲学以及音乐诗学等交叉学科的概念及其理论阐释无不是翻译、借鉴和研究自外国著作。翻阅近年来各大音乐出版机构的书目，国内作者编著的多为器乐练习曲集、音乐基础理论、中外音乐史研究等方面的书籍，而上述综合性交叉学科的论著大多出自国外音乐研究者，再由国内音乐学人翻译为中文出版，如《民族音乐学导论》（[美]迈尔斯编，秦展闻、汤亚汀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后调性理论导论》（[美]约瑟夫?内森?施特劳斯著，齐研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音乐诗学六讲》（[俄罗斯]斯特文斯基著，姜勒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音乐史学原理》（[德]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德]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在当当网输入“音乐社会学”，出现的书籍全是外国著作的中译本。 　　但与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丰厚的传统音乐文化积淀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五度相生律和纯律等律制、雅乐音阶和燕乐音阶等音阶系统以及各类调式等中国传统乐学理论少有见诸翻译文本在国外出版发行的，以致于当我们努力把握国外音乐发展动向，力图紧跟世界音乐发展潮流的时候，回头才发现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缺乏深层次的认识，传统音乐的对外交流传播工作似乎仍在原地踏步。传统音乐的西行之路究竟难在何处？ 　　钱芳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翻译中的“逆差”现象解析 　　二、音乐文献中译外之难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翻译，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文献翻译由本族语到目的语的解构―重构过程中，涉及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专业知识、翻译者的专业素养和个人行文习惯、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俗和知识需求等诸多因素。 　　（一）东西方文化体系之别 　　中西方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差异十分鲜明。语言使用的约定俗成、文字包涵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