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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环境对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决策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岚（1984-），女，湖北省武汉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战略管理研究; 　　范黎波（1964-），男，山东省招远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63001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摘要：为了扩展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跨国并购战略影响方面的理论和研究，以2011-2012年美国商务部驻华机构针对450家美资跨国公司所做的问卷调查为样本，以“活跃度”和“完成率”两层指标考察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状态，用22个涉及了执法、行政、海关、商业公平性、市场成熟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子维度来测度中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制度套利”倾向、中国的制度环境对于跨国并购可能存在的一些“制度陷阱”以及“反腐与反欺诈”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东道国;跨国并购;制度环境;制度套利;制度陷阱 　　中图分类号：F276.7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5.03.009 　　2014年，跨国公司投资信心回升，全球跨国并购以3840美元的交易额强劲反弹，同比增长19%，达到201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金融、制药、金属、通信和传媒行业格外引人注目，尤以金融行业最为抢眼。巨额交易开始在全球跨国并购中占据主导地位，超过222起跨国并购交易的交易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1＼]。以“金砖四国（BRIC）”＼[2＼]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市场更是吸引了许多国际资本的目光。2015年伊始，以欧盟央行为代表的各大央行均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再加上美国经济的走强和石油价格的下跌，货币供给的增加和投资的便利化均会对未来跨国并购交易发生的频率与规模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许多行业，诸如商业咨询、通信、建筑、医药、服务业等，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最为活跃的目标市场之一。良好的制度建设可以引导并规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并购活动，使其提高就业，并带动经济发展，而低效、分割、缺乏透明度的不良制度因素却可能导致损伤中国利益的跨国并购行为的激增，或导致高质量的对中国有益的跨国并购行为的减少。 　　本文无意探讨跨国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后续问题，如跨国并购的整合、撤资或绩效问题，而只是想要集中探讨中国的制度因素对于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决策和交易实施过程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活跃度”和“完成率”两层指标来考察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实际状态，并用22个涉及了执法、行政、海关、商业公平性、市场成熟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子维度来测度中国的制度环境，以此来探讨跨国公司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制度套利”倾向。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制度的定义与分类 　　Shultz＼[3＼]最早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规则。North＼[4＼]提出，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系列制约，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Scott＼[5＼]将制度分为管制制度（Regulative）、规范制度（Normative）和认知制度（Cognitive）。在国内，潘镇等＼[6＼]认为，制度提供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经济、行政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安排。 　　（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跨国并购的影响 　　在国外，North＼[4＼]率先提出，制度和技术一起决定了交易和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收益性和可靠性。Meyer和Sinani＼[7＼]的研究表明，FDl流入与正式制度安排存正相关，而非正式制度安排对FDI的影响仅存在于个别国家，比如俄罗斯。Muehlfeld等＼[8＼]证明， 制度因素对跨国并购完成率的影响甚至要比企业本身的因素还重要。Peng等＼[9＼]更是将制度理论称为与资源基础观＼[10＼]、产业基础观＼[11＼]并行的影响跨国公司战略的三脚架之一。 　　在国内，桑百川＼[12＼]指出，外商投资在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塑造适应生产力进步要求的新型经济制度。王雷和韦海鸣＼[13＼]认为FDI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范黎波和张岚＼[14＼]指出，制度环境和企业战略是一个相互演化作用的过程，制度环境的变化能够引导企业战略发生改变;而企业战略导向的加强也会使制度环境向更公正、透明的方向转化。 　　对于跨国并购来说，制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母国制度和东道国制度。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东道国制度对于跨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