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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42-02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