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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能源安全问题及对策 　　摘 要：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依然与经济贸易飞速发展的现状不相匹配，不利于起到持续性保障作用。本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源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能源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阐述，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但却面临着多元矛盾突出的极大考验，并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南海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解决影响南海油气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的问题，提高我国与东盟国家在能源合作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构建顶层推动的区域性海洋能源保障法律体系，保障区域性海洋能源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建立双边“能源环卫”公信体制，保障能源安全与公共环境卫生安全相结合，协调发展；利用合作圈重叠，构建综合性能源安全管理系统，以保证能源合作的主流意识发挥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层面更深层次的发展等新见解。以期突破现有的能源体制机制格局，实现双边能源安全合作迈入更高台阶。 　　关键词：能源安全；南海主权；大国干预；跨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志码：A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能源安全是指能源的供给必须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要保证能源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能源的紧缺和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已深刻影响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建设[1]。近十年，研究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合作的成果丰硕。Elspeth Thomson[2]就东亚与东盟国家的能源局势和需求进行分析，得出东盟国家不会将能源更多的提供给东亚国家的结论，张宏（音）[3]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税现状及发展需求的对比，认为双方必须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黄莉娜[4]比较全面的总结中国东盟能源合作的制约因素和前景，提出以政府性文件约束来提高能源合作的思路。谭民[5]从国际法律的视角为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提供了建议。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问题方面和浅层次的合作机制层面。就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能源安全发展趋势看，如果区内不能够形成深层次的合作，就不能形成双边合作模式或者多边合作模式联动。中国与东盟能源合作机制化的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建立涵盖多方面的长久性的联动机制来驱动现有的双边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1 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问题的提出 　　首先从来源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关注转向以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跨国犯罪和能源安全等涉及民生的领域，而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6]。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能源安全问题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神经。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能源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非政府化的趋势，CAFTA①内部亦是如此。表现为区内各国各地区在能源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 　　其次从现实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成立，双方的贸易合作取得预期成果。据海关统计显示2012年1月～11月中国对东盟贸易金额为3599.56亿美元，同比增长9.3%，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6]。但同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能源安全的合作明显显得落后。影响能源安全合作的背景十分复杂，既是政治、经济矛盾的综合产物，又有很多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7]。中国与东盟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虽然发展比较顺利和迅速，但存在合作层次低，资源约束大的问题[8]。在全球化时代，能源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9]，制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能源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能源地方性保护政策引发的跨境污染、海上战略通道保障机制不完善、南海主权纷争国际化导致能源互信机制缺乏和区外大国干预严重挤压中国能源安全空间等方面并伴随扩大和深入的趋势。 　　最后从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历史状况及发展看，中国和东盟国家最早的合作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1978年中国同菲律宾签订的原油长期贸易协议为代表。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依然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1981年～1990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系数平均只有0.18，对天然气的需求也仅局限于少数部门。1993 年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之后，由于中国进口能源的绝对数量，使得中国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内保障供应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问题。为了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中国政府积极推行能源外交并大力推动中国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世界各地寻求稳定的油源。东盟是中国的近邻，是中国的能源重要来源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海外开采的第一批原油就来自印度尼西亚。另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飞速发展将会促使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