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与武汉实践.doc

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与武汉实践 　　重要发现 　　●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3.01%），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71.69%），发挥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的作用（51.52%），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35.92%）。 　　● 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应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19.52%）。 　　● 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70.84%），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61.03%），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55.89%），对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52.26%）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升（29.08%）。 　　●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7年4月3日至4月13日 　　【问卷发放】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12926份（包括网络推送和纸质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21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6%。 　　【样本构成】76.08%的受访者居住于城市地区，23.92%的受访者居住于乡村地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关键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我国逐步开始“村改居”的工作，“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所谓“村改居”是指农村地区建制实施“农转非”，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将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转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城乡社区治理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城乡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改居”后形成的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平台，需要新的、不同于城市社区居民治理的社区治理方式。 　　在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问题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创新了可借鉴的复合治理模式。江欣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之一，面对“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积极落实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对于各地城乡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意义。 　　“村改居”给城乡社区治理带来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总的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城乡社区治理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部分地区“撤村建居”，转型成为新型城市社区，走上了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撤村建居”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革，普遍存在拆迁难、安置难、就业难、稳定收入难、社会保障难和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治理难题，积淀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我国的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治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与治理模式，各地在“村改居”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科层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等问题。部分“村改居”社区重视行政管理模式而忽视服务的理念，管理模式单一，无法适应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其次，多数城乡社区治理存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能力不强的问题。撤村后，虽然村民在户籍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却因为缺少新的联系纽带而出现疏离化的倾向，社区居民的自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淡薄，社区动员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除此之外，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相对缓慢也是城乡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榈鼻啊按甯木印敝卫泶嬖谝恍┪侍狻Ｆ渲凶钔怀龅氖恰熬用衩媪偕矸葑?换难题，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生活”，有69.16%的受访者做出如此选择；其次是“社会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