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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传播学泽著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摘要]从最初的学科理论介绍到以概念阐释和问题研究为主要内容，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对推动传播学科的发展，启发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译著的质量也影响着读者对原著思想观点的准确把握，应该引起编译出版方以及读者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译著出版传播学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6―0055―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逐步形成规模，而且在内容上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特点。黄旦、丁未回顾1984年到200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西方传播学译著后指出，中国传播学译著大致就是按照对一个学科模样的构想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其主要路线是：传播学概论一大众传播学一人际传播一组织传播一传播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也经历了从“了解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到建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而对典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新世纪的头十年迎来了传播学译著翻译出版的又一次高潮，一系列译丛相继出版，从而带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重大转型：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与此同时，传播学也在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中获得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在延续这一总体趋势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为对传播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深入探究和对传播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视野的偏重。译著的选择和翻译的目的折射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新趋向：一方面通过对基本传播概念的准确把握和使用，寻找传播学传统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通过介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的视域下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思考。 　　1、历史追寻 　　1980年代初，传播学正式开始其“西学东渐”之旅，西方传播学著作正是从这个时候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赛福林和坦卡德合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以及德弗勒等著的《大众传播通论》等。从这些书名和内容编排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译著以系统全面的知识性介绍为主，目的在于通过对基础理论的译介，为中国读者呈现西方传播学的学科轮廓，从而推动中国传播学科的建设。 　　新旧世纪之交，四套比较有影响的译丛相继出版，从而打开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等相继面世。译著的内容开始从对经验学派的青睐而向批判学派延伸，从对“传播”的专注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拓展。这些译作使美国的传播学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得到改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的十二本译著中，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作品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同样是以媒介和文化的关系为特色。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见《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此外，这套译丛还凸显出传播学研究的新热点――传播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引起不小的震撼。此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也将信息时代各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和变化，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推介重点。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不但向组织传播、国际传播、媒介伦理学、新媒介等方向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选择了介绍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著，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2003年以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同时出现了新的特点，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专著取代教材成为出版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即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从内容上看，这套译丛不仅选择了美国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西伯特与施拉姆等合著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等，还出版了多伦多传播学派的代表作，如哈罗德?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既有美国伦理和新闻学案例研究的早期经典著作，如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又有左翼学者撰写的传播学术史，如阿芒?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等。这些译著带来了传播学研究中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意在为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为主，突出体现大众传播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