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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发展模式的新思路 　　摘要：英国通过中介机构来维系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平衡并运行得较为成功，因而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效仿。然而这种模式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一直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难以担当起调节中国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任。但是，按照此模式的思路引入中介变量作为两者关系的调节者，这在中国是具有可行性的。 　　关键词：中介机构；中介变量；大学自治 　　中图分类号；G 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9)01－0014－03 　　 　　对于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话题讨论已经持续了近千年，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创建开始，大学就一直处在学术自由和校务自治的追求中，而政府则在对大学的放任与控制中徘徊。直到20世纪初，将言论自由写入宪法，于是学术自由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到现代社会，政府已经基本放开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大学在相对意义上拥有了完全的学术自由。因此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单纯地转化为校务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并且随着各国大学与政府相处模式的多样化，对于两者关系的讨论之声此起彼伏、各有见地。尽管也有学者支持完全的大学自治或完全的政府控制，但是大学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需求的利益关系都使我们意识到，大学和政府双方都不可能撇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既然如此，如何能在大学自治和政府干预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状态，几乎已经成为政府主导者、大学管理者、教授学者甚至教师和学生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对于这个合适的度该如何把握却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在大学和政府之间依靠中介组织来调和的成功举措，思考如何在该模式下创造出更加适合中国需要的一种新模式，即侧重和突出中介变量在调控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中的作用。 　　 　　一、英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模式 　　 　　英国曾是典型的崇尚大学自治的国家，对于大学的管理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但是政府与大学不可能没有联系，大学的建立还要靠政府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只是一旦政府直接负责对大学基金的分配，就必然会对大学治理产生影响，大学自治也就大打折扣。英国政府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建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负责“调查联合王国大学教育的财政需要并向政府建议关于议会满足这些需要所拨款项的分配事宜”。英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大学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不会影响大学的自主治理。这一方式持续了近70年，但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首先，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加，政府投资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渐显不足，分配过程捉襟见肘；其次，大学发展依赖于政府经费使其没有经济压力，这虽然保证大学可以安心搞科研和教学但弱化了其直接为经济服务的意识，大学发展与社会联系弱化。基于以上考虑，英国政府在198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中提出，取消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大学基金委员会。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开始名正言顺地渗入，大学自治的权力在减弱。因为与大学拨款委员会不同，大学基金委员会没有就大学的需要向政府谏言的责任，它已不再扮演大学朋友的角色；同时，作为政府代表的教育部第一次享有了对大学如何支配政府拨款指手划脚的合法权力；并且，大学基金委员会被保守党政府故意设计为不再是大学的代理人，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主席通常由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家(往常是一位前任副校长)担任不同，大学基金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首先是企业家，之后是工程师。而其他成员的构成也有类似的变化，与大学拔款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大学不同，至少有一半的大学基金委员会成员出身工商业。 　　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取消到基金委员会的建立，可以清楚地发现英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发展趋势，政府对大学的放任自治状态已经结束，政府干预逐渐展开。只是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其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来维持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均衡、模糊两者之间权力范围的度，使大学在遵从规定的约束并与政府发展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享有相对范围内的自治权。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英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被认为是有效处理大学既接受政府资助又要求享有自治的一个范例。事实上，除法国等对大学进行高度干预的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都在争取实施与英国相类似的政府与大学相处模式，即维持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协调发展。 　　 　　二、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模式的探讨 　　 　　1.教育中介机构在中国低效率运行的反思 　　中国的大学更是典型的需要依赖政府拨款来维持的公共机构。那么中国的大学是否可以引用英国的策略，借助第三方公正机构的力量来调节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呢?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处在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第三方组织，有教育工会、高校董事会、各类研究中介和评估中介等，而这些第三方组织多数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评估性中介组织在勉力成为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