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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私权制度的财产权能研究 　　[摘要]传统隐私权制度强调的是其中精神利益的保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事主体的隐私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隐私信息将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上的重要客体。对此，中国法律应予以确认，允许权利人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和维护其隐私权。应该承认具有经济利益的隐私权的可转让性和继承性，以充分体现隐私权中的经济价值，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隐私权经济利益的保护方面应强调财产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为权利人提供更全面、公平的保障。 　　[关键词]隐私权；隐私权财产权能；转让；继承 　　[作者简介]赵双阁，王志勇，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河北石家庄，050061；艾岚，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河北石家庄，050061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0―0127―05 　　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利益，但是传统的隐私权制度着重强调的是与主体联系密切的非财产性利益，主要在于保障隐私之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旨在维护主体作为人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商业活动向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逐渐渗透，传统的隐私权客体也开始带有经济色彩，并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尽管人们对隐私权中具有经济利益的认识还不足，但人们对隐私权中具有经济利益的认识很早就有，对自由和人格平等的维护始于资产阶级民法典的财产法领域，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财产自由、契约自由是个人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基本内容。财产权本身就是通过人来行使的，隐私权的行使和实现可能会使民事主体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果主体的隐私受到损害，也会给民事主体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基于此，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对部分受到侵犯的主体隐私权利也给予财产上的救济，如经济补偿、精神损害赔偿等。但这只是把隐私权的财产属性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利益，在认识和保护上有它的局限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隐私权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主体隐私权的利益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一些传统的精神利益型隐私开始向经济利益型隐私转化，具有了更多的财产属性，如名人在媒体中自曝私人生活内幕，给该媒体带来了相对较大的商业利益，从而使这些权益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而现有法律对其在商业上的价值认定、使用、转让和继承等缺乏相应规范。(2)主体隐私权的利益领域有了新的扩展。随着主体隐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衍生出了一些更具经济色彩的权益(如资讯自决权)，而现有法律的规定却相对滞后。(3)对经济利益型隐私的保护缺乏力度。传统的隐私权保护方式从经济手段来说是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没有直接考虑到因为侵权所造成的“隐私信息”商业价值的损失。和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不能公平、公正地保护权利人的精神和经济利益。 　　上述问题运用传统的理论和现行的法律规定很难进行解释和规范，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认识。 　　 　　一、隐私权中的财产权能 　　 　　(一)隐私权财产权能的产生 　　1．隐私权法律属性的转变。1890年，美国学者路易斯?布兰迪斯指出，每一个人均有“不受旁人干扰的权利”。美国学者对隐私权的消极界定，构成了隐私权最初的内涵，即个人私生活不被打扰的权利，是“唯我独自享有的他人不得侵犯、干扰、触及的个人生活秘密、宁静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隐私权是一种消极被动、静态的权利，法律中规定的义务人员有的只是不作为的义务。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和信息产业单位、商家对涉及个人隐私之信息的收集、储存、控制、传播的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因此，现代隐私权的含义不应再拘泥于传统的防御性意义，而应融入更为积极的因素。亦即应当赋予权利人积极主动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以便在权利被侵犯之前就能够积极地对其加以保护，而不是在被侵权之后再寻求消极的救济措施。隐私道德基础的关键在于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1967年，美国法学家威斯廷(Alan F．Westin)在《隐私权与自由》一文中指出：“所谓隐私权，指个人、集团或组织拥有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权利。”1970年，另一位美国法学家米拉(Arthur R Mliller)在《对隐私权的攻击――电脑、数据库及文件》文中指出，从积极角度将隐私权定义为“控制有关自己信息传播的权利”。1985年，德国学者更由此直接提出“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概念，赋予个人自我保护个人信息资料以阻止政府机构、信息产业单位、商家等不当收集、处理、传播、利用个人信息的权利，承认每个人对涉及个人资料提供、利用的过程皆有积极参与和自我决定、以抗拒他人恣意干涉的积极自由权。基于此，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