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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发展及时代意义 　　【摘 要】中央苏区进行的廉政建设开创了为政清廉的一代新风，广大党政军民以高度忘我的精神积极投身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运动中。苏区政府实行的廉政举措和反腐经验对新时期，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进的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发展；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10-02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P.1094-1095）早在中央苏区时，党和政府实行的反腐倡廉建设等举措，就用铁的纪律为廉洁政府定下了基调，“苏区之歌”历久弥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垂范作用为人们所称赞。回顾这一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系列举措，对当今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背景及发展阶段 　　1931年11月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即面临着贪污腐化、浪费严重等问题。为此，“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经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级苏维埃成为更坚强更有力地来动员领导群众充分地执行一切战争任务”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为了加强新生政权地建设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首次提出了反腐倡廉的要求，指出为“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2]（P.477）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条主线，从1931年11月―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31年11月―1932年12月为反腐倡廉的初始阶段 　　在通过了《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决议案》，决定设立工农检察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随后在《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了工农检察部的职责“设立控告局以接收工农的控告事件……检查某机关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义者与腐化分子的假面具……审判犯法行为的官僚腐化分子”。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工农检察机关的建设问题。3月，项英发表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严厉谴责苏维埃政权下存在的种种贪污浪费行为，用“反革命的行为”“苏维埃的羞耻”来形容贪污浪费。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查处了胜利县委书记钟书谅、主席钟铁青贪污公款案，这是苏区查处的第一起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为苏区反腐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32年12月―1933年12月为反腐倡廉的全面展开与扩充阶段 　　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查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决定“要来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号召要发动各阶层群众，把藏匿在政府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洗涮出来。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对贪污浪费行为从政策角度作了详细规定，这是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布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反腐、反浪费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第三阶段：1934年1月―1934年10月为反腐倡廉的升华阶段 　　在1934年1月，以中央工农检查部在《红色中华》上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为标志，随即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伴随着毛泽东的报告和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及此后中央领导人发表的各种署名文章，把反腐倡廉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检举和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作风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于都事件。对苏维埃工作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二、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措施 　　（一）注重思想教育，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此，在1932年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指示，要求凡是政府工作人员，应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加紧学习。临时中央政府还开办培训班，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党中央领导人多次前去授课。与此同时，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出版印刷马恩列斯著作，供工作人员阅读学习。在注重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如方志敏、兴国县创造的“第一等工作”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