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体认与价值重估.docVIP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 　　〔摘要〕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乾嘉学派； 经学诠释学； 西方诠释学； 价值重估； 中国传统经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1-0199-04 　　近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强势传播和深入研究，以及中国传统经学在沉寂多年之后重新回归现代学术的研究视野，经学诠释学逐渐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殿军和现代学术的前身，清代乾嘉学派的经学诠释学无疑是我们构建现代中国诠释学理论最切近的本土学术资源之一。在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关照和体认乾嘉经学诠释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当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虽然诠释学理论因为经典文本阅读和理解活动的广泛存在而具有实质上的普遍意义，但是中西方文化体系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培育起来的不同的经典诠释传统，必然会呈现出形式上的不同特征。因此，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作为参照，比较并揭示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形成的独特历史原因和民族文化背景，就成为了构建现代中国诠释学理论的必由之路。 　　（一） 　　清代学者戴震曾对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论作出过如下概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由戴震总结出的这一经学诠释学方法得到了众多乾嘉学者的广泛响应并将其奉为圭臬。自此，“治经必先识字”就作为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论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所谓“治经必先识字”，是基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这样一种认识：“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掌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将，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2〕 　　戴震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言，虽然因为与口语的疏离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经历了千年的发展演变，包括字义、句法等等表达方式仍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后代的读者阅读前代的文献，由于对同一种文字的使用方法不尽相同，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因此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要沟通古代作者和当代诠释者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系统。 　　训诂学对文本诠释的意义，黄侃先生曾经有过这样形象的描述：“通训诂学之人，读《史记》、《汉书》，如读《红楼梦》。”〔3〕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大体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白话，训诂学的意义就在于能让今天的研究者读起《史记》、《汉书》这样的文言如同阅读白话文一般平易亲切。 　　然而白话人皆熟知，《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却不易理解。这说明在以重构作者意图为旨归的经学诠释活动中，仅有语言系统的古今转换是不够的，因为作者的创作意旨并未在这一语言的疏解过程中得到充分诠释。质言之，训诂学虽然是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最重要的形式特征，但却不能代表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全璧。 　　伽达默尔《诠释学》指出：“‘赫尔墨斯’（Hermes）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他的宣告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将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可以理解。”〔4〕洪汉鼎解释说：“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道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语言转换成人们自己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我们熟悉的世界。”〔5〕据洪先生的解释，一个完整的文本诠释活动应当包括语言的转换与意义的转换两个层面的任务。二者的区别在于，语言的翻译针对的是文本所使用的特定文字符号系统，它的任务主要是破译来自别一文化体系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语言规则；而意义的诠释必须兼顾作者的意图，即因作者的整体思想而赋予文本各局部语词的特定涵义。 　　以上述西哲对文本诠释活动两个层面的理解和分梳为参照，我们再来看乾嘉学派的经学训诂。所谓训诂学，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与归纳，特别是文字的流衍，叙述的体式，语义系统的勘寻，总结过去文本的一般表达方式和带有普遍性的特征，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因此训诂学对语词的解释，主要是解释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通用规则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