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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用为视角解读制度的有效功能及其承诺的伦理价值 　　[摘要]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有关社会重构之“相互性的理想”(相对于“自律理想”而言)的论述告诉我们，人们往往是健忘的。粗心大意的和懒散的，他们逃避义务，易于骗人和撒谎，在面对陌生人时尤其如此。这时，就需要由制度来约束压制人身上的这种天性的本能倾向，并引导人们较可信赖和较可预见地行事。正因为如此，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有一种对可靠性制度约束的特殊需要或依赖。个体的自我统一性或者人格的完全成熟，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过程所具有的统一性或者社会的完全成熟。一个人在共同体内其人格和统一性的获致，是由于他一贯性地采取了“一般化他人”的态度，即采取了共同体(从家庭到社群再到国家)内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或立场。这些共同体的行为准则或立场，是以制度和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关键词] 制度性承诺；信用伦理；理性无知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1―0152―08 　　现代人之所以不再轻易地作出某项承诺或者不再轻易地相信他人，个中的关键就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诸如诚实、守信用这样的传统美德的生成及其践行的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不见了，更确切地说，美德的道德实践力量式微了，进而导致现代人的人格裂变和社会文化认同危机。因此，信用伦理现实建构的核心任务或者最基本的向度就是：通过人格重塑与共同体重构，为人格的塑造及其同一性保持提供共享的价值基础，使人们从共同体的整体感或整体统一性中体认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能够为来去匆匆的陌生人提供行为举止的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感，重新让离家出走的人们找回家的感觉。为了家人、为了共同体的善，我们选择诚实信用；因为对一个人所寄身于其中的共同体的集体人格和不同的共同体所共享的社会美德的认同，我们选择信任他人。因此，在绝对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承诺都是以共同体的名义做出的，而我们所给予他人的信任又往往都是针对一个人所代表或寄身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也就是说，信任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背后的共同体。但是，有了人格认同或同一性的共同体背景，有了美德生成以及道德实践力量发挥的环境，并不因此就能确保我们有效地预见作为共同体成员存在的现代人的行为可信赖性。美德、人格及其赖以存在的共同体的重构只是为社会信用伦理的现实重构提供了环境或文化土壤，或者说，提供了一种人人都会诚实守信的可能性。因为，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们往往是健忘的，粗心大意的和懒散的，他们往往为了“趋利避害”而逃避义务，易于骗人和撒谎，在面对陌生人时尤其如此。这时，就需要由制度来约束压制人身上的这种天性的本能倾向，并引导人们较可信赖或较可预见地行事。正因为如此，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有一种对可靠性制度约束的特殊需要或依赖。 　　 　　一、合作与信任：制度及其有效功能 　　 　　人类生性就有为自己创立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的本能，这种本能源自人类基本需要。费孝通先生指出，作为人类活动有组织的规则体系，任何社会制度――当然也包括内在制度――都是针对一种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团集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弗朗西斯?福山也同样指出，任何的道德失范状态都会令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力图创立一些新的规则来取代那些已被削弱的准则。而且我们将运用理智去做出不同的安排，以满足我们的根本利益――物质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人天生具有一种对社会的热爱，希望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保持团结，即使他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我们乐于见到一个有秩序、兴旺发达的社会；而对无秩序的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深表厌恶。我们会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事情感到烦恼。因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或者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我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制度和繁荣能否保持。 　　何谓制度?制度即是由人制定的、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并且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的规则系统，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弥补规则的不完善性，制度还应该包括管理这些规则的各种决策机制或机构，例如立法系统、司法系统、执法系统以及各种负责法律补充的公共服务机构和专家知识系统，即所谓的“制度组织”，以确保制度强制的有效执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由此成为制度组织和规则的综合。制度的功能，无论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其突出地表现为两个基本面，而且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一是社会行为或利益的调节；一是创造社会信任的基础。笔者在有关信任的分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