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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选取区位商作为衡量指标，从制造业整体及其具体行业分析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影响该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技术要素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而资本要素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应从产业对接、配套服务体系和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等方面探讨制造业产业集聚，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制造业；产业集聚；协同发展；产业转移；生产要素；产业对接；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104-06 　　一、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位于我国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乃至东北亚重要战略区域，该区域常住人口约1.1亿，经济活动活跃，开放程度较高，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口，具有较强的创新和科研能力，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作为该地区的核心――北京承载了较多的非首都功能，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产业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重点是疏解四类非首都功能，即将一般性产业、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服务行业，部分教育、医疗和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事业性服务机构转移出北京。其中，一般性产业中的高能耗产业、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一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中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加工环节等制造业是转移的重点。 　　现阶段，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均有自身的优势行业，例如，北京地区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在2013年达到了3 237.19亿元，占当地制造业总产值的27%，居三地之首；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也超过了2 000亿元。然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以上装备制造业是协同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北京转移的行业。作为北京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天津地区的汽车制造业一直是该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3年的销售产值达到3 013.76亿元，约是北京地区的1.4倍。作为北京重点转移行业之一的电气机械和器材设备制造业，河北省2013年该行业的销售产值达到1 729.93亿元，是三省市中最具优势的地区。由此可见，天津、河北两地已具备北京部分需转移产业的承接能力。因而笔者将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北京向天津、河北两地疏解制造业的可行性，探究影响天津、河北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从而带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一环。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集聚程度、集聚的影响因素以及集聚效应等方面。对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了HHI指数（张宇、蒋殿春，2008）、空间基尼系数（吴三忙、李善同，2010；樊秀峰、康晓琴，2013）、E-G指数（彭中文、何新成，2011）、区位商（Pontus Braunerhjelm、Bo Carlsson，1998；梁琦、詹亦军，2005；Hector O.Rocha、Rolf Sternberg，2005；张小蒂、王永齐，2009；毕红毅、张海洋，2012；杨仁发，2013）等多种方法。关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的方式对其进行具体阐释，如：尹希果、刘培森（2012）、樊秀峰、康晓琴（2013）采用该方法分别对我国及陕西省制造业集聚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庞丽、赵增耀（2012）对全国各省汽车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外，还有学者（Elif Alkay、Geoffrey J.D.Hewings；2010）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探究了伊斯坦布尔制造业集聚的原因；也有以刘娟（2008）、戴钰（2013）为代表的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集聚、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其中，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及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目的在于探究某个或某些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影响程度的大小，而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重点是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筛选出若干个主要的因素。从地区角度看，现阶段将京津冀地区作为整体并从产业集聚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且多数学者从定性角度展开经验性分析，缺乏数理依据支撑，仅提出了较为宏观的对策建议，针对性较差。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定量研究，例如周国富（2009）选取FDI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两个变量来解释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涵盖范围较窄，不能充分说明问题。 　　为此，笔者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具体要求，选取京津冀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区位商指标衡量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现状，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影响该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主要因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京津冀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