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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的幻灭到国民新理想的构建 　　摘 要： 格非作为当代文坛“先锋作家”的代表，已经被“标签”了近三十年，尽管“江南三部曲”的问世，让许多研究者耳目一新，认为它体现了格非向传统文学的迁徙与致敬，但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方面还都是他叙事风格的转变及文论式的解读。本文放开创作模式不谈，仅从作品本身的文艺性、社会性、历史性的角度入手，融合古典文论的“意象”学说，以开放性的姿态，将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乌托邦打破、揉碎，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源远流淌的“理想”文化长河中来，又间以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征，剥离出格非等一代知识分子超意识形态的思考和关怀。 　　关键词： 知识分子；乌托邦；格非；江南三部曲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1-0081-07 　　2011年《春尽江南》的出版，使得“江南三部曲”完美收官。历时十几年的呕心沥血，格非在文学的精神和力量遭遇质疑和挑战的时刻，以自己的方式成功的捍卫了文学的尊严，同时这也显示了一个作家足够的才情和耐心。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浮躁和诱惑的时代，这份耐心显得比才情更加珍贵。正如格非自述所讲，“江南三部曲”是一场抵抗遗忘的回忆之旅，究其实质，回忆之旅构筑的乃是扣问人的精神困境的“桃花春梦”。桃源之思、纸上春秋、梦里江南，虽经历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描绘着不同的人物轨迹，但最终总能让人唏嘘，让人不自觉的向近代文人的精神困境而靠拢――我们是否需要理想？理想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想？ 　　从古自今，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中“理想”从未缺席，从先秦时期道家文化中“小国寡民”的社会缩影，到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寄托，再到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等，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核心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平衡。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将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与西方文化中的“乌托邦”意识联系在一起。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是不区分地域特征、种族差异和文化背景的，所以“乌托邦”曾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始终贯穿于人类文明的脉络之中，形成了中外文化传统中亘古的艺术母题。 　　但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使得人类笃力建造“理想社会”的信念一次次的被摧毁，传统的“乌托邦”理论沦为国家机器对于人类无差别、无个性统治的政治工具，乌托邦梦境成为幻影。中国当代文学中“反乌托邦叙事”就是在这样世界性语境中成长起来的。 　　无论是对“乌托邦”的畅想，还是“反乌托邦”的叙事，“江南三部曲”从不甘心进入这样狭小的思维空间，格非以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敏锐度“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乌托邦运动中个人的精神反应史”以及“作为精神史范畴的现代史”。 　　一、近代知识分子图谱 　　1.用生命和尊严坚守着知识分子“乌托邦”似的理想 　　《人面桃花》作为三部曲开篇之作，故事是发生在清末民初、革命思想大行其道的江南普济。整个故事是以主人公陆秀米的精神成长作为主线，以铺陈穿插的写作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段似曾相识却又隐秘陌生的革命历史。少女初潮来临、父亲离家出走、以及“表舅”突然到访，令这个初尝青春滋味的稚嫩少女猝不及防。那时的秀米是无助的，面对自己羞耻的流血不止，她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她不得不在这些严峻的现实面前自救、觉醒并尝试着坚强起来。然而年少的她既没有参悟世事的本领，又没有洞悉人心的能力，只能带着诸多的疑问和不安，默默的观望着这个世界。首先愿意给予她回应并主动引导她的就是那个突然造访的张季元。他与母亲的暧昧关系、对秀米的情不自禁，进一步混乱了秀米了生活，使秀米对她既有本能的排斥，又有无法拒绝的好奇。直到张季元为革命“牺牲”了，留下一本记录他的革命和性幻想的日记本给秀米，才让秀米真正了解到这个男人的世界。应该说，是张季元打开了秀米审视这个世界的视角，以至于今后的命运，都与这个男人无法分割。张季元不是传统意义上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他的意识里面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所以张季元作为秀米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毫无疑问也将自己的“革命主义”传递给了秀米。以至于在秀米重回普济大刀阔斧准备革命的时候，老虎问她什么是“革命”，她却靠在寺院的墙壁上说 “就好比一只蜈蚣，整日在皂龙寺的墙上爬来爬去，它对这座寺庙很熟悉，每一道墙缝、每一个蜂孔、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它都很熟悉。可你要问它，皂龙寺是个什么样子，它却说不上来。”[1]这样朴素的、原始的、几近于虚无的革命意识，仿佛一盘“燃尽的蚊香”，看似有型，实则不可触碰。 　　与母亲陆秀米早期的封闭经历不同，谭功达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也正是因为革命的“伟绩”才让他坐上了梅县县长的位子。“他似乎应该是了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