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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税申报探究高收入者的社会责任 　　2007年4月2日，是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的最后一天。据国税总局发布的数字，全国自行纳税申报人数达到1 628 706人，虽然与目前税务机关按建档情况估计的应申报人数比较接近，但与社会上普遍预计的高收入群体600～700万人，还是有较大差距。 　　从申报人员的职业结构看，“唱主角”的是收入相对透明的工薪阶层，占申报比例的60～70%，而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寥寥无几。尤其是高收入者中的私营业主、律师、演艺明星等，收入来源多种多样，收入形式或明或暗，不易被税务机关掌握。其中的有些人在平时就变着法偷税逃税；有些私企老板表面上不拿工资或拿得很少，可是个人和家庭的各种开销都直接或变相打入企业成本，不但偷逃个人所得税，还逃漏企业所得税；有些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则是大量的现金交易，因而心存侥幸，以为可以逃过税务机关的监管。 　　凡此种种，暴露出我国现行高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意识严重缺失。 　　社会责任，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对国家或社会以及他人所应当承担的一定使命、职责、义务。当一个人占有的公共资源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占有量时，这个人的社会责任就应该相应地提高。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在“补偿原则”提到，跑到前面的人一定要对后面的人进行补偿。中国古人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也”，也是这个道理。因此，高收入者应当比普通公民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中既包括法律责任，也包括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 　　 　　法律责任是“底线”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提倡正义的社会。在正义的社会中，高收入者承担着对国家财政税收做出更大贡献的责任。因为与普通公民相比，高收入者能够从政府那里享受到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政府也有责任以立法、执法等强制行为确保其履行这类义务。 　　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和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社会调剂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获得公益性资金，用以维持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并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二是政府通过征收个税、遗产税，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用以调整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为均衡社会财富、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保证。 　　所以，我国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采取了累进税率（收入越多缴税比例越高）征收个人所得税，让收入多者多缴税，多承担社会责任，让低收入者少缴税直至享受社会补助。在美国，高收入者就是国家个税纳税的主体。据有关统计资料，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缴纳的税款每年占国家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以后，首次以法律形式做出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自行申报纳税。这项强制性措施划定了高收入者社会责任的“底线”，其法律层面的意义非常深远。一是有利于明确高收入者纳税的法律责任。在规定的时效内自觉申报纳税，是高收入者的法定义务，违者要受到惩诫。二是变过去的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纳税虽然是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行为，但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更要靠自觉申报。三是彰显强势的示范效应。以高收入者主动申报为样板，提高全体公民对税法的遵从度，为我国个税走向全员申报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员申报纳税，要有一个社会舆论形成和公民行为适应的过程。如法国是一个全员申报纳税比较到位的国家，那是因为法国税法形成了严密的法律体系，构建了严格的法制环境，让纳税人难以钻空子；同时管理和制约手段也很完备，公民达到纳税人年龄后，会收到税务机关有关缴税的详细说明信件；而纳税人在行使相关公民权利时，必须出具完税证明。在许多发达国家，完税证明是个人信用的重要体现。 　　因此，培养公民纳税意识是全民申报纳税的基础，而强化高收入者的法律责任，则是其样板作用得以实现的“底线”保证。 　　 　　道德责任是“准绳” 　　 　　道德责任是指一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对人的道德要求。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都必然要求每个人履行他对公众和他人应负的道德责任。这是一个道德“准绳”。而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主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考虑行为的后果。因此可以说，履行道德责任，是要靠内心信念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来实现的。 　　对于高收入者来说，这种内心的信念就是“多劳多得还要多回报”；道德责任感就是“我是高收入者，本来就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高收入者掌握和使用着比普通劳动者更丰富的资源；而不论其占有这些资源付出了多大的成本。应当说，高收入者比普通劳动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符合当今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 　　高收入者多纳税，虽然从形式上看带有某种“削高”甚至“劫富济贫”的色彩，但实质上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长远意义看，这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