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角度来探析晚清衰败.docVIP

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角度来探析晚清的衰败 　　摘 要：中国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是一个以政治体系为中心坚核，主流文化为这样的政治体制作意识形态的作支撑的社会。用背负着沉重历史枷锁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来分析清末政府的治国理念，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王朝政治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满清政府能力的不断下降，使其不断沉沦于世界体系之中。 　　关键词：传统政治；体制；清末；衰败；表现 　　 　　王家范先生在其论著《中国历史通论》中的“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和“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两篇中，极富特点的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特点问题与中国为什么难以走出“中世界”的问题。简要的说便是中国传统王朝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主导主流意识形态与官僚社会深层的权力文化等特征。“事实上，支撑中国的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可以说，中国王朝兴衰的起伏命运都与其内在的政治体制特点密切相关。在清代，国家权力随者专制集权社会的加强，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在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早有论述。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社会政治其实质是一种特权政治，是在“国家的”或是“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这种政治形态生命的延续，实依赖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民众的愚昧无知以及对外的封闭性。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坚固的政治体构成，文化与经济，乃至于军事都是为其服务的。在清末，由于外来势力和因素的侵入，中国传统的政治力量平衡被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遭受挑战。国家力量和能力受制于传统以及顽固的政治体制，因而使得满清政府的能力不断遭到削弱，最终走向衰亡，体现了“专制集权体的政治体制”走到了它的尽头。本文欲从三个方面来显示清末政府国家能力的下降，以及其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一说30万）的人口。管辖这么多的人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师爷和吏役），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个人影响。同时，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 　　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清末治理的危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 　　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 　　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稳的鼎峰。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15亿，到了19世纪初，人口总量已近3亿。 　　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了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县从咸丰二年（1852）到光绪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