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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构建及模式分析 　　内容摘要：近年来，京津冀各科技企业与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协同发展局面，但也产生了科技投入差距明显、科技创新平台共享不足、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等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只有在政府的科学引导下，丰富协同创新主体、构建开放化和网络化科技服务平台、实现科技资源显性共享、制定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跨区深度隐性融合、打造“点对点”科技协同园区、建立“中关村-保定-石家庄”高新区辐射轴。惟其如此，才能加速京津冀技术创新的快速聚集，最终实现京津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 科技创新 共同体 构建 模式 　　所谓“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指在京津冀区域内，科技企业与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合作与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稳态系统。其中，“科技型企业”是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经济单元，也是参与并实现创新增值的最直接行为主体；“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源泉，是各种教育、培训以及科研成果产出平台的孵化箱。能否发挥这类主体在参与创新中的作用，是保证京津冀科技型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功能持续发挥的关键；区域内的协会、商会、创业服务中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种形式的“中介组织”是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服务型组织。他们不仅能够协调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互动关系，而且能够激活各种关系资源，增强区域内的协同创新活力；“地方政府”是促进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关键行政力量，是营造区域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协同发展的政策基础和政治保障。 　　国内外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模式分析 　　到目前为止，国外已经建成并成功运作的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强调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和多角度的企业网络或网络联盟，并藉此网络力量实现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协同效益的“正零和”产出；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建立虚拟公司联合体来实现内部技术优势与外部客户资源的有机衔接，进而借助科技企业的资金优势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最优化产出；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创新联盟”模式。该模式强调由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公司和公共科研院之间所建立的“创新联盟”的重要性，指出这种联盟可以有效避免重复研究进而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抑或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还是“创新联盟”模式，都强调要突破行业、区域、国别界限，构建最大限度整合全球资源的“创新共同体”，以保持其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先地位，都重视政府在科技资源投入和财政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所有这些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构建都起了关键性的借鉴作用。 　　借鉴西方科技创新共同体构建的成功案例，结合中国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科技实力和高等教育活力的现实状况，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破除限制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只有这样京津之间、京冀之间以及津冀之间才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才能实现技术互补和资源共享，才能实现科技要素的快速聚集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成功建成的“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主要有两种模式，即以民营经济、民间资本和民企发展见长的“长三角区域模式”和以依靠外资、来料加工和产品贴牌生产和外商导向见长的“珠三角区域模式”。与珠三角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模式相比，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区域经济特征方面的差异，二是区域产业技术与协同创新机制的差别。总体看来，京津冀地区的科技企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具有“官方”背景的非国有企业（所谓“大集体”企业）和官商合作企业组成；京津冀区域产业技术和资本的密集度更高，创新活动更倾向于政府主导型创新，区域创新政治资源较为丰富。 　　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京津冀定位明确，但科技投入差距明显 　　京津冀科技协同定位于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目的是打造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发挥对全国经济的引领作用。目前京津、京冀、津冀已分别完成多个合作框架协议及备忘录，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走向实质阶段。此外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争取到2020年科技投入、研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5%和2.1%。虽然京津冀三地科技投入和R D经费投入均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但由于北京、天津对河北科技创新资源的强大吸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