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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摘要：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关键词：独白；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6-0055-04 　　 　　一、从独白走向对话：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转型的哲学追求 　　 　　传统理论自然科学的方法主张排除人的参与，以追求所谓纯粹的客观真理。但是社会不是什么纯粹的客体，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不仅包含人的认识，而且包含人的情感和意志等，这不是自然规律能够完全给予解释的。因此，从哲学角度探讨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如何展示人的理性普遍性问题成为一个议题。哈贝马斯把过去西方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强调进而转化为对“互主体性”的强调，并以此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普遍性。他不同意康德关于道德律的说法――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确定其为普遍的道德律加在别人头上，这样的道德律是独白式建立起来的，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交谈、对话，才能达成共识，达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1]。哈贝马斯的对话式也是区别于传统儒家独白式与西方传统独白式的。传统儒家都把封建道德律看成是无需经过主体间的任何交谈、对话即可确定的，这些道德完全是“天”或圣人之“心”的独白的产物，而究其根源，则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天子”的独白的产物。而哈贝马斯认为的道德律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方式建立起来的，其交谈伦理学的实践理性是对话式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交谈，共同诉诸理性，以达到共识。 　　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组织制体系，遵循严格的效率取向，注重法律与程序，处于该组织权力之下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命以及职能的行使都严格地服从非人格化的取向，是一种“独白式”的统治方式，认为行政道德律是无需主体之间任何交谈和对话即可确定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对一个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而言，只有选择以形式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官僚制，才能有秩序地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的全面运行提供最佳转轴。在制度和程序的枷锁内，传统公共行政的技术理性压制着价值理性，话语权被垄断，在这种缺乏对话的独白体制下，显示出管理主义严重的弊病：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官僚机构内部在纵向关系上缺乏“对话”，依赖等级结构在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和管理，下级只能对上级负责，而上下级获得的信息又是不对称的，造成官僚机构纵向等级间的独裁；另一方面，在横向关系上缺乏“对话”，由于强调专业化和分工，但是协调不够，这种“鸽笼”式的分工造成部门之间“壁垒森严”，难以沟通。这样，整个行政系统在纵向结构上呈现金字塔式结构，而在横向上是缺乏联系的横向结构的“鸽笼”式结构，部门职能重叠只能在金字塔的顶端相遇，使解决问题缺乏总体的思维和方法[2]。其次，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精英”统治也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在他们垄断的领域内维持并扩张自己的行政地位和权力，形成独立的权力群体，不顾及社会大众的呼声，滥用权力，成为民主进程的阻碍。因此，传统官僚“独白”式管理无法适应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那么难逃被唾弃的命运。 　　随着以信息为基础的新文明在社会中的扩张与渗透，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利益和价值多元化，政治层次范围不断被扩大，公民社会发育壮大，社会诸要素也开始多元化，官僚制的信息垄断逐步被打破。“学者们希望为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些可替代的方法，这些方法更加注重价值（而不只是关注现实），更加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是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含的各种情感。”[3]38一种以群策群力，赋予金字塔下层和塔外人士参与决策的治理方式应运而生。建立在系统内外“对话”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在此时凸显出重要的时代意蕴，公民的话语权开始被尊重，“我们在后现代世界中相互依赖，所以治理必然会越来越以相关各方――包括公民和行政官员――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为基础。”[3]38 　　 　　二、“对话”在公共治理价值体系中的哲学意蕴 　　 　　公共治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公共治理的价值体系中的“对话”的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