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术协会的创建及会址钩沉.docVIP

四川美术协会的创建及会址钩沉 　　罗文谟（1902―1951） 　　我的父亲罗文谟（号静盒，别号双清馆主，1902―1951），是载入《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三编）的近代四川文化名人，也是近代四川美术史上一位著名的书画家、社会活动家、美术教育家和重要领军人物，《成都美术志》己载他“为蜀艺社社长、四川美术协会发起人之一”。他对创建四川美术协会及营构会址、发展四川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来，从成都亲友处获悉，关于四川美术协会及其会址的由来，社会上和媒体都有一些讹传，希望我这个健在的亲历者能出面澄清，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我所知，1932年，成都就已组织了早期的艺术社团“蓉社”，以方旭、向仙乔、刘豫波、龚熙台等人为首，加上天府耆宿尹仲锡、林山腴等，实力不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以父亲为代表的一批川籍书画家自外省返川，艺术家阵容有所扩大，遂又新成立了“蜀艺社”，兼容了部分原“蓉社”成员，最初仍由方旭、向仙乔等耆老领衔。后随工作拓展，父亲以其艺术造诣和对美术教育、美术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组织领导能力和年富力强，被正式推选为社长。但是，当时还没有正规的组织形式和聚会、办公地点，业务活动只能采取定期在布后街“荣乐园餐馆”举行餐会的方式进行。张大千与父亲早在上海美?Ｒ淮问τ鸦疃?中便结下墨缘的知交，返川后，应父亲之邀，也加入了“蜀艺社”；接着，也是在上海求学时便与父亲结下深交的徐悲鸿和谢稚柳、黄君璧、马万里等一批外省名家亦应邀参加了“蜀艺社”活动，由此便打破了本地和外来艺术家之间的地域界限，阵容进一步扩大。继后，入川避难的美术界人士逐步增加。但地方政府却不重视，本省美术界部分人士又有门户之见，单靠定期举行餐会活动来推动会务工作已困难不少，外来书画家想在成都依靠卖作品维持生计更是困难重重。为了排忧解难，父亲便同“蜀艺社”同仁――上海美专老同学张采芹和翰墨知交林君墨等人磋商，共同联合“蓉社”与“成都美术协会”发起筹建一个全省性的美术界专业社团“四川美术协会”。父亲作为当时拥有艺术界巨擘张大千、徐悲鸿等为成员、或参加活动的“蜀艺社”社长，在川内艺术界颇有影响，三团体合并时便被推选为组建四川美术协会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张大千飞扬世界》记载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罗调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1939年7月，罗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1945年12月临时参议会改建为四川省参议会后，罗蝉联秘书长职务直到成都解放，是一个在四川政界也很有威望与影响的人物。”父亲与喜好书画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私交也不错，大家原本想顺理成章地推选父亲出任四川美术协会会长，他却从能获得政府支持――特别是从争取政府支持解决会址出发，劝请张群挂名出任了美协会长，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省党部书记长黄仲翔出任了副会长，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出任理事长，而自己“则被推选为很少的几名常务理事之一，实际上是多年主持了四川美协的工作”。他不仅先后负责起草了《四川美术协会简章》，撰写了《四川美术协会宣言》《四川美术协会年来工作报告》《本会工作之展望》等重要文件，还亲自题写了四川美术协会会址大门外的会名挂牌。因为考虑到自身公务繁忙，他又特别联络了几名“蜀艺社”的亲密艺友分工协作：一个就是翰墨知交张采芹，一个是书画界老友林君墨，另一个是早年的学生叶正昌，这几位分别担任美协常务理事和研究组主任，从各个方面相互支持、配合，发挥出巨大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正是在父亲及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通过张群争取到了政府和官场不少朋友的大力支持，不仅无偿获得划拨在祠堂街21号的会址，还得到省、市政府和省教育厅大量的经费资助。张群还出面动员有关部门和不少专员、县长捐助，加上会员捐献书画出售所得，从而解决了改建修缮会所的经费问题，最终顺利建成了会所。 　　对于四川美术协会会址的这段历史沿革，1942年刊印的《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纪念册》中关于《本会会所建筑情形与募捐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述。该文明确载录：美协“成立以来，因感无固定会所，对于会务进行，颇多不便，乃呈请省府，本提倡爱护文化艺术之旨，拨给相当会所，当蒙准许，乃由教厅出资七千元，市府代将祠堂街廿一号，前租与聚丰园、品胜球房、新昌像馆等公地收回，拨作会址。然三地房屋，均年久失修，朽漏不堪，非大加修整不足以资应用，当时估计，约需三万余元即足，乃经众议。由会中发出公缄，向省会各机关法团暨专署县府募集，殊因空袭各种关系，迄至年终，仅收得七千余元……不得已，乃分别呈请省府市府拨助钜款，以利进行，幸邀允准，由省府市府各拨助三万元，复由会长（即“省主席张群”）等代向四川省银行募得二万元，连同其他捐助暨代募之款约二万元，共合十万元之数。……计建全砖可作展览之大会议厅一座，船形房五间，当街一楼一底大门一座，后面职员住所四间，厨房工役室厕所三间，暨砌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