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学视域下红楼梦翻译批评标准研究.docVIP

价值学视域下的《红楼梦》翻译批评标准研究 　　【摘 要】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建立在吕俊教授的《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反思翻译批评研究的本体，分析当前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价值学评价体系为基础的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翻译批评标准。结合《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指出该标准的优越性。 　　【关键词】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的标准 价值 评价体系 《红楼梦》 　　季羡林曾指出：“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许钧，224）翻译批评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翻译批评的研究，包括翻译批评的本质、价值与功能、类型、翻译批评标准的主体、批评原则以及翻译批评的标准，这些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除了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 　　翻译批评的标准以传统的语文学为导向，到以等值、对等为标志的一维结构主义，再到以否定、改写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多元体系，其标准表现出了很强的不确定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很多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均基于某种翻译理论。随着翻译理论的“失势”，与之相对应的翻译批评标准也变得不再“流行”，那么我们不尽要想，是否是我们评判的基准找错了，因为翻译理论讨论更多的是如何翻译？怎样翻译出“好的”译本？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 　　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 　　翻译批评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无论是哪种层次上的批评，都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对于整个人文学科发展及批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翻译实践批评，即以译本为评价客体的翻译批评活动。 　　吕俊教授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首次区分了翻译批评和翻译批评学。他认为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以译文文本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翻译批评为对象，即翻译批评学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带有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性质”。翻译批评主要是对译作的评价，而翻译批评学是对该评价活动的批评，本质上是对译作更高一级的评价。当然，好的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会兼顾翻译的质量和价值，但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如《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夫妇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所采用的“异化”策略的译本与霍克斯（David Hawkes）方便西方读者接受阅读采用的“归化”策略的译本，对原作同一词（如“怡红院”，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Green Delights）的翻译差别很大。针对于这种情况，仅以某一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的标准就无能为力。吕俊教授虽然没有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评价理论是翻译批评的标准，但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写道：“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应从翻译理论中去推导，不是依据某种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而是应以价值学中的评价理论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可以在价值评价理论中挖掘。 　　以价值评价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的标准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满足某种需要的一种关系，那么价值就是多样性的，不同的主体需求就会产生不同的客体价值，这与翻译批评所宣扬的忌讳“唯一论”不谋而合。评价即评价主体揭示评价客体的价值的过程，“根据评价者所把握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衡量价值客体的意义”。那么，在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的需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但这并不影响评价体系的客观性。根据阮青在《价值哲学》中的分析，“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客体的属性和规律这两个方面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评价理论具有客观性。 　　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吕俊教授将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分为三次评价活动：第一次是原初评价，即作者创造文本时所作的价值评价；第二次是读者/译者对原作品的价值评价；第三次价值评价即传统意义的翻译批评。笔者在此基础上，将翻译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嵌入及传递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将自己对外部世界或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看法以文字的形式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所持有的价值便内嵌在文本中，“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包含在文学结构之中”（韦勒克1989：156）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世界，这是价值植入的阶段；第二阶段，读者/译者在解读原文本时，判断或是发现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价值。译者所要做的是在目的语中找寻最合适的语码，恰当的翻译策略，最佳的语境效果，最符合文本所要传达的价值的关联意义，给出译本。译本与原文本在价值上是统一的，在意义上应该具有一致的最佳关联性。当然，有些作品的价值不是单一存在的，而且越是不朽的为世人所传阅的作品，其价值就越丰富，如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那么根据不同的主体需求，文本便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具体原文本在何种情况何种背景呈现何种价值，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