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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的取消对我国商业银行最优决策的影响 　　摘要：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指标已正式取消。文章依据Monti-Klein模型，试图分析取消该指标对银行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文章发现存贷比的取消对银行的最优存款利率、最优贷款利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有助于扩大银行的最优贷款规模，同时缩小银行存贷款利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关键词：存贷比；银行利差；企业融资成本；银行监管 　　一、 引言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是我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流动性进行监管的指标之一。多年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必须低于75%。存贷比指标的设定从微观上可以监控商业银行流动性；从宏观上可以调节信贷规模，间接调控宏观经济（翟光宇，2013）。然而2012年下半年开始，存贷比屡次接近甚至超过75%红线；同时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在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已经引入了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来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存贷比的监管作用面临重叠，这引来银行业界对存贷比监管指标的诟病。同时，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存贷比指标的多项弊端：首先，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逐年减弱，这也就表明通过控制存贷比来控制贷款规模进而控制通货膨胀的路径并不有效（翟光宇，2013）；其次，现有研究发现，存贷比约束对于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并且已经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郭琪、彭江波，2012）；再次，由于存贷比监管限制了贷款规模，使得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发挥有限，进而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即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来控制货币供应的路径会不畅通（丁倩，2013）；最后，存贷比约束也会强化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以及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江曙霞、何建勇，2011）。面对诸多问题，2014年开始，银监会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同业存款等项目的存贷比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放松了75%的限制；2015年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正式删除了已存在20多年的存贷比监管指标。而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会对商业银行的最优决策、贷款规模、存贷利差方面产生如何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本文将建立银行最优决策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而在银行最优决策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将商业银行监管指标引入银行最优决策模型。Diamond和Rajan（2000）应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福利成本，发现资本充足率制度在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却降低了银行创造流动性的能力，从而产生大量的福利成本。Bliss和Kaufman（2003）通过建立一个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约束和资本充足率约束的统一模型来解释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和信贷萎缩现象，发现由于资本充足率是受限制的，即使央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上作出调整，在经济衰退期，由于扩充资本的高成本性，银行也会选择收紧贷款规模，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Kopecky和Vanhoose（2004）通过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静态模型分别研究了无银行资本充足性约束、银行资本充足性低于和高于监管当局要求三种情形，发现至少在短期内资本约束会限制货币传导。Bolton和Freixas（2006）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由于银行贷款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等原因，无论银行的流动性是否发生改变，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的传导都是无效的。Disyatat（2011）通过一个包括公司、银行和家庭三主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在银行的传导是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状态的改变以及风险预期的改变来影响信贷规模的。 　　总体来看，国内对存贷比的研究较为零散，数量有限。而现有对银行最优决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银行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即便部分研究已经将银行监管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纳入框架一起讨论，却并没有对存贷比指标进行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分析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对银行最优决策的影响。 　　二、 模型分析 　　本文在Monti-Klein模型（1971）与Kopecky-VanHoose（2004）的扩展模型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Monti-Klein模型（1971）是研究银行最优化行为的经典模型，广泛应用于银行市场竞争结构的研究中，之后的商业银行最优化模型均以此为基础得到扩展。Kopecky-VanHoose（2004）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商业银行多项监管约束，并将货币经济学范畴内的存款规模函数、贷款规模函数引入方程，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完全垄断银行的最优化模型。该模型在商业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被广泛应用（刘斌，2005；冯科、何理，2011）。本文的具体模型建立如下： 　　本文假定市场只有一个银行，本文忽略银行所持有的政府债券，假定其与银行贷款完全同质。该银行拥有两种资产贷款（L）和货币市场头寸（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