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词之体 辨词之性.docVIP

尊词之体 辨词之性 　　摘 要：清词中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明词衰弊之纠正。而明词衰弊的两个重要原因便是词体未尊及、词性未辨。王士?G作为揭开清词大幕的关键人物，他在词学上的贡献不可忽视。他将词纳入“声音之道”，力图提高词的地位。他还尝试辨明词与诗、曲在体性上的不同。这种努力对于清词振起及清代词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王士?G 词体 词性 影响 　　“清词之盛，号称中兴，其作者之多，流派之盛，以及其对词集之编订整理，对词学之探索发扬，种种方面之成就，固已为世所共见。”[1]王士?G作为“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2]，组织词学唱和，操持选政，以词学批评树立经典，为清词的中兴积蓄力量，使“明清之交词格为之一变”[3]。所以把他诩为揭开清词中兴帷幕的人物也不过分。李渔说：“乃今十年以来，……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4]清初词坛能出现这种转变，王士?G及其领导的广陵词坛可谓功不可没。但是长久以来，研究王士?G者，多关注其在诗歌上取得的成就，其神韵大纛笼盖一代的事实使得王氏于词论及词作上的致力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王士?G有词论著作《花草蒙拾》，在《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馀》等词总集及《居易录》《古夫于亭杂录》等笔记中也有很多论词文字。王士?G词论涉及极为广泛，清代词论中出现很多问题在王氏词论中都可以找到踪迹。本文所讨论的王士?G推尊词体及辨明词性――词论之文体论便是他词论中的闪光之处。 　　明词衰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托体不尊，致使词之地位不高；二是俗文学，尤其是戏曲对词的浸染，致使词作音律失协，语言尘俗。明季陈子龙曾尝试加以纠正。但他过早离世，使得他对明词的纠弊措施未能完全发挥作用。而云间后学认为：“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5]在他们看来，宋词且已经带有曲之俗化色彩，受戏曲沾染极为明显的明词之水准更是低劣。所以这种略带偏激的复古倾向也没能纠正明词之失。王士?G及其领导的广陵词坛继云间派而起，王士?G又受陈子龙词论影响，故借纠正明词之弊为清词指出发展方向的任务便自然落到了王士?G身上。 　　一、推尊词体 　　提高词体之地位，一直以来都有词家进行尝试。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说：“微词婉转，盖诗之裔。”[6]对词进行了初步定位。他称赞柳永《八声甘州》中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语，“不减唐人高处”。苏轼“以诗为词”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强调词应抒写作者的个人情志，“搜研物情，刮发幽翳”[7]。这就为推尊词体提供了一个方向――向诗靠拢。而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明确词有其独立之地位。她认为词应合律、须典重、不尘俗。这些原则为廓清词之审美体性，可谓功劳甚大。而后，张炎《词源》和陆辅之《词旨》等著作倡导词之雅化理论，认为词应传达“骚雅”之音，讲求寄托之意，不能“为风月所使”。这种将词上溯风骚的观点实与苏轼之论有相通之处。明人论词，如杨慎、王世贞等对词的艺术特质及创作方法等认识较深。但他们并没有对提高词的地位做出实质性的贡献。真正认识到需要推尊词体并付诸行动的是陈子龙。他认为词可以反映作者意趣，亦倡导在词中抒发“风骚之旨”。前人的这些主张都对王士?G的词论主张产生影响。 　　清人尊词体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词的起源问题上做文章，力图将词的体式接源或者并行于诗体，以显示其历史之悠久和‘家世’之不凡。”“二是在词的言情问题上做文章，力图将它与诗的言志相通，以达到‘诗词一理’和诗词同科的结论与目的。”[8]王士?G尊词体的努力也是在以上两个方面着力，但是又将两方面融合为一体。这种阐释和融合，集中体现在他的《倚声初集?序》[9]中。 　　在此序中，王士?G在追溯词之起源时，引入了“声音之道”的概念。他认为是“声音之道”推动了诗、词的创作和演进。通过“诗三百”作为例证，他指出孔子在三千余篇古诗中，之所以选定三百零五篇，是因为这些篇章在当时是可以演唱的，故列入风雅之列。只是经过战国和秦代的战火之后，歌唱的方法亡佚了。紧接着，王士?G又叙述了郑樵将汉魏以来的乐府诗按其所属音乐分为“风雅”“颂声”和“别声”。王士?G将孔子和郑樵作比，认为虽然两者时代相异，但是根据音乐给诗分类的原则是不变的。他又说善于读诗者，可以由诗之律调考索作者寓含之意，从而探索圣人之志。接着，王士?G又叙述到了唐诗。他认为虽然在唐代，李白、杜甫、李绅、张籍等人的篇什繁富，但却不能歌唱，所以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人之作”。而当时流传很盛的是王之涣《凉州词》、白居易《柳枝词》和王维《渭城曲》，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可以入乐演唱。不过，这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唐诗已经不能演唱的事实，所以诗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