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型经纪退出原因探析.docVIP

保护型经纪退出的原因探析 　　摘 要：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作者杜赞奇主要从国家权力的深入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分析保护型经纪的退出。本文尝试性地从经济状况恶化及天灾人祸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近代保护型经纪退出的原因。 　　关键词： 保护型经纪 经济状况恶化 天灾人祸 科举废除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在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系的现代化变迁时，显示独到的阐释能力，从而揭示中国近代现代化过程中极少为人注意到的负面效果，为我们研究这方面历史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示。但是由于作者主要强调文化研究取向，留下了一些有待继续讨论和商榷的问题。关于杜氏书中存在的缺憾，已有不少专家和学者予以指出②，但他们基本只是指出其中的问题，并没有对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乡村社会传统保护型经纪纷纷退出乡村政治舞台被盈利型经纪取代的原因，虽然杜氏在书中已有揭示，“在国家权力深入，战乱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联合作用下，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逃离村庄，便是由富变穷，那种名副其实的保护人在逐渐减少”③。但是作者在书中主要分析了国家权力的深入对保护型经纪退出的影响，对其他诸如经济状况恶化、天灾人祸等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展开讨论。从真实历史进程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保护型经纪的退出原因绝不仅在于国家政权内卷化①的压力，还存在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天灾人祸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于传统乡村的衰败，梁漱溟在1930年代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破坏的根由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即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是经济属性的破坏力，以外国经济侵略为主力，洋行买办则是助手;三是文化属性的破坏力，即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导致的种种破坏力。”④故笔者继续就这一问题从经济状况恶化及天灾人祸等其他方面分析，预期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做些许补充，不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一 　　中国农村在世代繁衍过程中时有兴衰，尤其封建王朝末期时，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农村经济萎缩或衰落，但是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农村经济的严重衰落则并不多见，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恶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土地高度集中。使不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雇农或只有少数土地的贫农。 　　二是农产品价格跌落，输出减少。农产品价格跌落，最直接的受害者当然是广大农民，减少他们的收入，甚至使他们亏本。 　　三是农民购买力锐减。农产品价格跌样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农民购买力大幅度下降。 　　四是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导致农民种地已无利可图，于是纷纷出卖土地或把土地抛荒。地价的下跌，尤其是耕地的大量荒芜，是农村经济衰落的重要标志。 　　五是生产力下降，农产萎缩。耕牛、农具的缺乏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农产萎缩。 　　六是农村金融日趋枯竭。表现为流通量减少，纸币大票的充塞，高利贷活动的猖獗。 　　七是农民绝对贫困化。表现在入不敷出，借债增加和生产质量的恶化。 　　八是大量农民流离和死亡。由于生活的日趋恶化，他们在本地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外出谋生⑤。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但政府对农民的盘剥却有增无减。本来按规定摊款每年征收两次均在收获之后，因为那时农民手中可能有点现钱。但实际上，县、区及过往军队常常随意向村中临时摊派。有时一年竟达十次之多（在一些村庄中，摊款中的最大开支是招待县、区派往村中的催款警察，美其名曰“招待费”）。本来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恶化即便是规定的两次也难以筹集，再加上这些随意的摊派，农民根本已无力负担。而上面政府的催压使乡村领袖先行垫付，但由于此时整个农村的经济状况都在恶化，乡村领袖的富裕程度也在减退。他们手中的钱越来越少，加上帮农民先行垫付的更是加速钱的减少。由于许多农民的贫困使他们根本无力及时偿还，这样他们需要垫付的钱越来越多，并且在经济状况如此恶化的情况下，他们能从中得到的报酬当然更少。在国家的步步紧逼下，传统保护型经纪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已无立足之处，代之以盈利型经纪。 　　经济状况的恶化使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被拖入一种畸形的商品化漩涡之中，各地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以不寻常的程度提高，农民对种植经济作物有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但是并没有因为种植经济作物而发达起来。因为他们获得的货币只能支付日益增加的捐税。而此时鸦片种植与吸食已经惊人，导致商品化之后的处境甚至更糟。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状况下，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在国家权力掠夺式深入及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的联合恶性作用下，乡村社会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必然会消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