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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 　　根据西方汉学大家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做的系列讲座而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先由法兰西学院出版了法文版（1999年），2013年10月，由陈兼、陈之宏翻译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于三联书店与读者见面。《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篇幅不大，全书共4章，另加中文版序言导论和书末所附的引用目录，共计约15万字，却被译者认为是孔飞力重回哈佛后的重要著作。此书蕴藏着作者一贯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以地方知识分子为切入点，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这一中心论点，揭示了帝制时代的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形成之间的联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意为追寻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源头。作者将“现代”解释为“现时的存在”，作者提出“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否表现在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上，诸如人口增长问题、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城市化问题，技术革命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问题。面对相同挑战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为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而产生不同的回应。针对清朝后期出现的种种问题，作者追本溯源，将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定为导致19世纪中国帝制时代走向转折的根源。 　　1795年，乾隆皇帝宣布退位，在位六十年、缔造了“盛世”的老皇帝以为他传给儿子的是大好河山，却不知这河山已是满目疮痍，盛世的繁荣中孕育着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人口增长过快（1741年到1794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达到320万）以及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人口增长过快，现有的土地不足以支撑，于是开荒用以种植农作物，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问题严重，随之而来的就是连年洪灾，有记录显示18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末，黄河流域的民众大部分年份都遭遇水灾），除此之外，因为人多地寡问题引发的民族冲突不断，而贪得无厌的清朝地方官员也不断地激起民愤。这些危机“促使文化精英阶层中的一部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作者也正是从这场危机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者认为有三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文章开篇中的导论部分就提到这些问题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这三个问题自1890年代就出现并且持续存在于之后的革命与变革中。三个问题的实质可以概括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个名词，它们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 agenda）”，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关系着现代中国的走向。 　　是关于魏源的论述，此章作者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将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势力量之间关系的论述进行探讨”，作者认为在这些著作中，“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的协调问题。从魏源对《诗经》的解读来看，他认为《诗经》中蕴含的是自我意识，《诗经?鹿鸣》篇中“呦呦鹿鸣”中体现的是同类的交流，意为讨论产生正确结论，那么国家应该通过承认这种讨论的合法性的方式，来扩大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而精英阶层也应该克服内心对结党的恐惧，对于国家事务更加热情。在强调政治参与的同时将参与置于权威的政治控制之下，这与西方民主政治限制权威截然不同。同时，魏源将自己归于文人精英阶层之中，这一阶层既接受了国家政治使命感的培养又被排除于官场之外，魏源承认的是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而否认了数量巨大的生员阶层的政治参与权益，但是尽管如此，也并不妨碍中国现代性的萌发，魏源卒后的几十年间，洋务运动显示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威权加强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作者将第二章命为“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可见冯桂芬提出变法建议受到了激烈批判，也表明了作者对政治竞争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切。在作者看来，重要的是“他为改造陈旧的根本性议程所作出的努力”。冯桂芬强调政治参与的实际操作，站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角度上提出建制的改革――提出通过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的方式来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对于位高权重者来说无疑是挑衅。不同于魏源的政治参与范围只限定在举人以上，冯桂芬将生员和乡村中的长者也划入政治参与的范围之内。为此冯桂芬还提出乡村社会危机的解决应该通过国家控制的方式，在乡村中建立更为系统的控制机制。作者将冯桂芬与官员们的论争与美国建立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作对比，强调了因政治竞争而触及公共利益不可取，讨论了如何避免因私忘公状况出现的普世性问题。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条件下，选举之路是走不通的。选举本身就带有强烈地主观性，当时社会环境下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不够高，不足以支撑起开放性的政治竞争，强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