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计数法.DOC

- PAGE 4 - 我国古代计数法 一、旧石器时代的计量、记录方法 　　在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自身的生产发展得到了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原始部落里的经济关系随之复杂起来．这时单凭头脑记数、记事及其默算已无法组织生产活动与合理地分配、储备物品．客观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头脑之外的自然界去寻找帮助进行记事的载体，以及进行计量、记录的方法．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所采用的计量、记录方式与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简单刻记方式或方法，二是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或方法． 　　简单刻记是原始人最初采用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他们通常以坚硬的石器作为刻划的工具，在石片、骨片等载体之上刻划出一排排单线条的浅纹道，或者是在树木或木板上刻出若干重复的缺口，形成通常只有刻划者自己可以体会出来的代表一定数量的标记，或是记载某种事物的标记．在中国山西峙峪人（距今约28000多年）遗址，发现几百件有刻纹的骨片，有的刻着直道，数目多寡不一，历史学家认为那可能是用来表示数目的．而在同一时期的甘肃刘家岔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都发现有“刻纹的鹿角”．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大多数刻划线条与所刻缺口都含有一种具体数的概念． 　　而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则是与简单刻记并存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原始人的抽象思维活动能力还较为低级，他们在绘图表现方式上反映出一种顽固忠实于自然原型的写实性．通常他们面对所要表现的事物，绘形绘色，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力尽其详．如果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当天捉住了四头牛，便会在手边可以取得的骨片或穴居的山洞的岩壁上尽其所能、仔细地绘画出四头牛的完整图形．在中国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就发现既有反映人们捕获羚羊的绘图骨片，也有反映人们捕获落网鸵鸟的绘图骨片． 　　二、新石器时代计量、记录方法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左右）之后，经济关系日渐复杂，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演进 　　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刻划符号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中一部分作为计量、记录符号较以往进步明显．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们开始创造并广泛采用成套的刻划符号．现今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较为完整的成套刻划符号，是西安半坡村人（距今6000年左右）与临潼姜寨村人所应用的刻划符号． 　　这些符号中既有数字刻符，又有模仿事物形态的象形刻符；其中一些数字刻符成为当时关中三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通用的数字，在刻划与摆列上几乎是一致的，并且这些数字还为后世所沿用．这是人类的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在计量、记录方法应用方面所发生的一个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历史性进步，它为人类萌芽时期会计的演进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二）新石器时代的刻木记事 　　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刻木记事类型文物是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距今4500～3500年）遗址中的骨片，这些相对而言易于保存的骨片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产物，距今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些骨片上的刻记大体上有一定规格，缺口大都刻在骨片中部的两边，在四十片骨片上所刻下的缺口数量都在一至三之间．类似的刻骨在西宁朱家寨考古发掘中也曾有过，都是为记数与记事所用，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的“刻木为契”传说．刻木记事在我国史书中多有记载．《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北方突厥人刻木记事的情况，《旧唐书?西南夷传》也记载了当时我国南方边远地带一些少数民族采用刻木记事的事实．在中国近代，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和景颇族都曾用过刻木或刻竹记事方法，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用于记数、记事的木片或竹片，其方式与柳湾出土的刻骨类同．如独龙族用刻木的办法登记借贷账目，凡借钱于人，按所借钱数的多少，在木版上刻上相应的缺口；归还多少，便削去多少缺口．此外，四川木里县的摩梭人进行刻木记数、记事所采用的刻划符号看起来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人、柳湾人的数字符号及刻写方法如出一辙． 　　（三）新石器时代的绘图计量、记录法 　　绘图计量、记录法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所应用的直观绘图记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方法的历史性进步在于，为了计量、记录的简便易行与易懂便认，将复杂具体事物的形象抽象为简明扼要的图画符号，并最终以图画符号表现经济事项的数量关系，显示计量、记录的结果．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的绘画都是非常具体的．然而，到旧石器时代后期，猎人已经开始改变旧日习惯化的写画方法，他们只想尽可能用少许几笔，就能表示出可被认识为一头野牛的主要特征来，比如，用一对牛角代指一头完整的野牛．当然，这种绘图计量、记录方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与后来图画文字切近的抽象绘图记数、记事法主要产生、应用于新石器时代．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