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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 　　1982年11月23～25日，我参加了中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会后补充提交的论文《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马恩关于传播的论述》（近2万字），主题是传播形态的演进对社会变化的影响。那时网络传播在发达国家开始普及，但在中国大陆只有极少人知道电脑，我也没见过。这次会后，即1982年12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陈崇山老师与北京广播学院刚从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柯惠新老师，带领十几个青年人首次使用计算机和SPSS软件，对北京地区的传媒受众做了调查。我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十分了解，感受到电脑（当时还是286，上万元一台）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但没有意识到电脑对新闻传播业的冲击，因为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 　　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倡导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当时有两本书大家都在抢购，如饥似渴地阅读，即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这两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年内我发表了本学科第一篇关于传播科技对新闻业影响的小文章，当时“大众传播”尚是新名词，很少有人意识到新技术会对中国正在火爆发展的报纸、电视会有什么影响，文章发表后几乎没有反应。 　　1991年，卜卫成为新闻所第一个使用电脑的人。我那时正在写作《精神交往论》，草稿写在稿纸的反面，当时我的眼神好，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几百页。那时整理书稿，需要把草稿誊写到正式稿纸上，40多万字草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量极大。看着卜卫坐在电脑前悠闲地敲着字，用打印机（尽管当时要一行一行嘎嘎响着打印出来，也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稿纸上快多了）打出整齐的稿子，我很羡慕。1992年我的书稿草稿大体完成，下决心买一台电脑解决誊写问题，于是根据卜卫的指点，由懂电脑的刘晓红陪同，骑车到中关村北大南墙外的一家铺面，花4000元买下同样型号的一台286电脑。主机是一台两尺见方、厚近一尺的扁平铁壳子，比较重；屏幕是十四英寸黑白的，以及一个键盘。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刘晓红帮我调好后，我就开始打字了，使用的是金山拼音输入法。不料用了几天后就坏了，我不得不再次骑自行车驮着主机从家里到购买的店铺检修（潘家园到北大，东南到西北，大对角穿越北京城）。老板说主板坏了，更换了主板。不过说起来我还是颇自豪的，我是本所第二个使用电脑的人啦。那时的电脑就是一台打字机，但比在装载着三四千个铅字盘的笨重中文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蜡纸上敲，还是快捷、方便多了。 　　二 　　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的64K网络信道开通，中国尝试进入互联网。同年中国出现最早的曙光BBS。当时的BBS就是几个计算机爱好者通过一台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一部或两部电话连接起来的，同时只能接收一两个人访问。1996年，卜卫、刘晓红、孙五三等几个人建设起新闻所的电脑工作间，就在理论研究室对面，紧跟国家互联网的发展，开通了E-mail的使用。即使是64K的流量，能够与远在几千里外的电脑联网通信，还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也是在这一年（1996年），闵大洪从台湾访学回来，带给我一张《中国时报》，上面刊登着一张法新社的新闻照片，内容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士拿着两个铁东西，文字说明是：马来西亚正在举办19世纪的贞操带展览。我很好奇，但那时国内的电脑还没有网络搜寻功能，于是想到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的研究生同学郝晓鸣，给他发了一个E-mail，问他能不能找到相关的马来西亚报纸的进一步报道。他寄来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三英寸盘，将他在新加坡上网下载的相关材料存在里面，还有几页打印的搜索材料。那时国内流行的是五英寸盘，三英寸盘很少。也正是这件事情，引发我对贞操带的业余研究，成就了后来《贞操带》这本专著。2010年我在香港开会时遇到郝晓鸣，马上托学生到附近九龙塘的书店里买到了最后一本《贞操带》送给他，没有他当年一张从远方寄来的三英寸盘，哪儿有后来的结果啊。 　　1997年四大骨干网CHINANET（中国公用互联网）、CERNET（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STNET（中国科技网）、CHINAGBN（中国金桥信息网）相继建成。这时我们可以在电脑上方便地搜寻了。当时“贞操带”这个词的搜索只能获得十几条（现在上百万条）信息。那时，我们尚处于“前Web”时代，即“机器网络”时代。 　　进入网络的初期，对我影响较大的几本书是胡泳、范海燕的《网络为王》和他们的译作《数字化生存》，还有当时哲学所副研究员李河的《得乐园，失乐园》，进而影响了我带博士生的研究思路。我当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论证网络传播对传播学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批评了关于网络传播的乌托邦。我的文章中被引证最多的两篇，都是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即《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