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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财政货币对策分析 　　摘要：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为7%，“形有波动，势仍看好”。然而中国经济下行仍然存在压力，需要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其中，扩大内需是最重要的结构调整，而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本文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财政货币对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扩大内需 消费 宏观经济学 财政货币政策 　　2014年10月份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速度都不断的下滑，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多次跌破了8%。到2015年8月，我国的PPI已经连续42个月出现了同比负增长，这些迹象都直接表明，我国的内需呈现出疲软的状态。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的“内需”主要指居民和企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而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却降低了十个百分点，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居民和企业进行讨论。 　　一、内需结构调整的原因 　　根据宏观经济学知识，在四部门经济下，一国的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其中，消费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大。但是我国的国情并不是这样。投资和出口是维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引擎，而消费的作用退居其后，这也让我国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入、高出口和双顺差”的特点，直接导致经济失衡的情况出现。这种经济失衡的弊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逐渐暴露出来，当投资和出口出现疲软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便动力不足。内需结构失衡可以理解为国内需求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不合理和不平衡。投资规模如果超过了经济剩余能力，或者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内需结构都可能会出现失衡。若是无法将内需结构失衡有效化解，便可能会导致经济运行风险的出现，宏观经济会更加脆弱，与此同时，存在的民生问题改善也会比较困难，公共风险也会不断的扩散。 　　但是，有一个经济现象值得我们注意：2006年，东莞市的全国GDP排名是15，武汉是第16位，长沙是第28位。到2014年时，东莞GDP排名有了明显下降，降到第22位，武汉有了明显上升，已经排到了第8位，武汉市的GDP已经到了东莞的1.6倍，长沙也有了明显提高，已经上升到了全国第14位，武汉和长沙的GDP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东莞。我们可以从武汉、长沙的崛起中得到一些启示。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东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对外出口，而武汉、长沙这两个省会城市的发展主要围绕社会生产、居民生活要素等展开。由此看来，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现在要合理的调整现存的经济结构失衡，首先应该重视调整内需结构，将其和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结合在一起，启动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在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同时更加的平衡。 　　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工具，其比较直观，除了其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于其可以利用政策来对社会总需求其它部分进行一定的调节，会直接作用到消费和投资。通过IS-LM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如图一所示） 　　若是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政府需要减少税收或者增加支出。若是净出口、消费和投资不足，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对其它部门进行刺激，增加其需求。减税不但能够降低投资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还能够扩张投资，增加居民的收入，同时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扩张性财政政策会直接给产品市场造成影响，导致IS曲线右移，增加产出。产出增加会给货币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让货币需求超过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也会给产品市场造成影响，导致意愿投资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从而导致挤出效应产生。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还是将均衡的产出水平从E1提高到E2 。 　　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税收体制改革，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进程。“营改增”从2012年推行到现在，已将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纳入试点范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减税效果比较明显，更大程度上优化了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提升产品市场的均衡水平。 　　 　　图一：财政政策对产品市场均衡产出的影响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不同，其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迂回途径，货币政策才能够将自己在微观经济主体上的作用发挥出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启动后各种要素运行和联系的过程。中央银行采取政策来增加货币的供应，从而降低利率，这会增加投资，给国民收入和总需求造成一定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下降，刺激投资，产量扩大，收入增加，并达到货币市场均衡。 　　央行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不断出台降息政策，到2015年9月，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