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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实践转向 　　【摘　要】　公民教育在中学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和我国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的。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学者着重从理论上论述公民教育与历史教学之间的价值功能和社会意义，却忽略了公民教育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从“三个转向”来阐述公民教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践价值导向。 　　【关键词】　中学；历史教学；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5-0035-02 　　 　　公民，是一个“舶来品”，起源于古希腊。原指的是那些“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一部分自由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的外延逐渐扩大，尤其到近代，就指向所有人，而非特指“一部分的自由民”。所以今天我们使用的概念是近代以来的“公民”概念。1999年版的《中国百科大辞典》认为“公民”即具有一国国籍并承担该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自然人。综上所述，“公民”具有两种内涵：一是基于自然人基础上的“公民身份认同”：二是“责任意识认同”。前者是以国家为范畴的“自我”觉醒，后者则是以权利与义务为范畴的“超我”意识。因此，所谓的“公民教育”便是一种与公民身份相称，追求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改造不端社会行为的趋向和过程。那么，基于高中历史课堂的“公民教育”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将“公民教育”窄化成为“法律知识”，公民教育虽然和现存的权利和义务无法脱离，但是其立足于“公平，正义”，其矛头常常指向“法律”自身，也就是说“超越法律文本，指向法律本质”，以法律条文的新陈代谢，促使法律“公平正义的彰显”；二是不能将“公民教育”泛化成为“人格教育”，　“公民教育”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整体而言的，而“人格”是针对个体自身而言，相对侧重于“外显”实践行为的“公民教育”，　“人格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内隐”养成。本文将从三个“转向”维度着重分析“公民教育”理念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一、从狭隘的‘民族意识’向‘世界意识’的转向 　　 　　中学历史课程中的公民教育由狭隘的‘民族意识’到‘世界意识’的转向，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即狭隘的“民族主义”公民教育会导致“恐怖主义”的产生。诞生于狭隘民族意识教育下的公民，会在自己有限的空间内产生“夜郎自大”的情怀，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嗤之以鼻。“总是找机会争取同胞的支持，相信自己优越于外国人，维护他自己的高大形象”，可是当接触到强大外部世界的时候，那些“盲目自傲”便迅速一泻千里，被“自卑”所取代，这样的自卑情感促使偏激的恐怖主义产生，从而仇恨整个外部世界。相比较那些受到过良好世界意识培养的公民来说，　“当局不得不对付多数真正的成年公民，或少数有权有势的活动分子时，他们就不能够轻易地驱使这些人走近他们所涉及的陷阱，就像他们驱使这些人那些柔顺的，愚昧的，以为是为了他们真正的利益而受骗的人们一样容易。” 　　 　　二、从传统的“刑”观念向现代的“法”的意识自觉转向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公民教育虽然高于“法律教育”，但是不能忽视法律意识的养成。教学中学生经常将现代“法”的概念等同于古代“法”的概念。其实二者“失之亳厘，差之千里”。李泽厚先生在解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时说道：“中国一大问题，是只有‘刑’而无近代的‘法’，即将中国古代的“法”称之为“刑”。因此我们需要向学生解释所谓的“刑”(古代的法)与“法”的区别：　《左传?昭公元年》曾说道：　“夏有乱政者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者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者而作九刑”，由此可见，刑是皇帝为了剪除“乱政”“自上而下”制定的各种处罚措施和条例，这是以“皇权”为本位的。而“法”是基于广大的公民“共同意志”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解决以上概念间的羁绊，有利于学生对公民社会“法”的思想的全面理解和领会贯通。 　　其次，从传统的“刑”观念到现代的“法”的意识自觉转向过程中公民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即学校教育过多的强调“做守法的好公民”，忽视“参与推动立法进步”的追求。“守法”虽然是一个社会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对于公民的最低要求。可是过多强调“守法”，就使学生丧失对于法律本质的孜孜追求，即对于法律“公平正义”的真诚向往。丧失了对于法律文本独立的“价值判断”。中国现实社会的公民实践也可以作为课程资源，比如：孙志刚之死换来《喊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带来《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　“躲猫猫”事件扩展了公民公共活动的空间。将这些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时事运用于中学历史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促使学生通过现实社会事件来反观“法律尊严”和“法律精神”的彰显需要公民“实践”努力的角度，来实现“知行合一”的“公民社会”愿景。 　　 　　三、从传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