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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传佳话 　　“彝海结盟”为史诗般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增添了光辉之笔。它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彝区，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它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胜利。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红军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等主张，为后来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彝海结盟”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之后，在会理铁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迅速北渡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会理休整了几天后，红军北上经德昌，绕过国民党重兵防守的西昌城，于19日来到西昌城北的礼州。 　　虽然暂时摆脱围追堵截，但红军仍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确保围歼红军，蒋介石命令尾追的10万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前方阻截的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封锁，尽收南岸船只、粮食。 　　蒋介石妄图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让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悲剧重演。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军委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组成先遣队，任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军委要求先遣队轻装前进，侦察敌情，迅速渡过大渡河，建立阵地，掩护红军主力。 　　5月20日拂晓，先遣队到达冕宁县泸沽。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第一条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渡河，到达对岸的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第二条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经大桥镇、拖乌到安顺场渡河，这是条崎岖小路，尤其要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中央军委原定走第一条大路，但先遣队侦察到富林已有国民党重兵防守，刘、聂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 　　中央军委同意刘、聂二人的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走冕宁过彝区，从安顺场渡河北进。另派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佯攻大树堡，吸引富林的敌人。 　　那时的拖乌山区原始森林密布，聚居着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彝族同胞，由果基、罗洪、倮伍三大家支统治，经常因争夺土地、奴隶、牲畜等而械斗。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苦难。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而欺诈。彝族武装也经常下山抢掠汉族群众。因此，彝汉两族相互仇视，冲突时有发生。彝人之间虽经常械斗，但与汉人争斗时却能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彝族人民特别反对“汉人官兵”入境。自古历代官兵多次进剿大都失败，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显然，要让彝族同胞很快理解红军是为穷人做主的队伍，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顺利通过彝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遣队在向彝区进军之前，了解彝民的风俗习惯，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遇见彝族武装时，不准先开枪，没有命令，不得还击。同时积极寻找向导，准备谈判。 　　5月21日凌晨，红军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城，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称：“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等，都是弟兄骨肉……” 　　5月22日晨，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正式进入彝区。只见高山险峻入云，密林遮天蔽日，山谷中灌木丛生，有时无路可行，十分不便。 　　先遣队一边用大刀开路，一边艰难行军。前卫连刚到喇嘛房，便被众多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民拦住。红军群众工作队的冯文彬领着翻译上前问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才让通过。”要求200个银元。红军照数给了，这伙彝民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了一伙，还是开口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前卫连又给了200个银元。 　　先遣队继续前行，沿途树林中不时放出冷枪冷箭，不断有红军战士伤亡。可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没有开枪还击。等到达彝海边时，四周涌出成百上千彝人，三大家支俱全，手舞枪支、大刀、长矛和棍棒，从前面的山坡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前行道路。先遣队陷入了四面围困、进退不能的境地。这时，跟在后面，只携带渡河器材，没带武器的工兵连遭到彝族武装抢劫，工具、器材以及衣服都被抢光，被迫赤身裸体，原路退回大桥镇。刘、聂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结阵自卫，并让向导喊话，说明红军只是借道过路，决不长驻。 　　正在喊话中，罗洪家支的彝人武装从西、南两面猛冲过来。先遣队的三挺机枪朝天打响，掩护着6名红军战士泅渡过彝海，上岸就端起枪向彝民脚下扫射，两发炮弹落在彝人背面……彝人武装无甚伤亡，四散而逃。东面的倮伍家支赶忙表示愿意中立，不与红军交战。 　　精通汉语的果基家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