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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在对局中的两难境况论析 　　摘要:执政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汇聚与冲突的对局。从这个对局的整体角度看，执政的整个过程和实践表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执行在对局中处于两难境地。 　　关键词:执政;执行;两难 　　 　　执政不是革命，不是战争，不是群众运动，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出现“奇迹”般的成功。执政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给经济社会的对局一个均衡的解。这个“解”是执政必须长期坚持，必须反复进行才能巩固和推行。执政创造出包容所有社会公民的“共容利益”的有机体，体现出既富且仁的社会性质与天道。经济社会发展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执政是推手。执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社会自觉始终以全局利益为目标，同时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局部和地区利益，是对局的冲突。在对局的冲突中，执政来往反复地拿捏折冲，这是能力和智慧的考量。 　　1、在不均衡中执政。执政不是万应灵药，不能包罗万象，不能一下子消除不均衡的现象。一是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不均衡，二是国内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决定性的是国内的不均衡问题。所谓不均衡包括社会不平等、社会差距、地区发展不同步、社会群体收益差别、个人收入的差距、家庭财产的不均等。如何认识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执政应当把这种不均衡当作发展的初始动力，不均衡既是对发展差距的惩罚，也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激励，它们是相反相成的动力。执政对此应当清醒，这种不均衡有两个不能完全解决，一是基于自然社会地理范围内的资源和地缘关系的传承的不均衡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二是基于人文社会范围内的智力和素质的遗传的不均衡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执政虽然不能全部改变上述两者的局限，但可以因地制宜与因势利导地投入因变量资源，变不利为有利的发展。执政在对局中发挥主动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重点用好和调节这种不均衡的动力资源，防止社会不均衡演化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固定意识和积聚成社会阶层利益的冲突，甚至重新转化为由于经济地位的长期差别而形成“阶级”识别的标志，客观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这是“悲惨的发展”。执政就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地与时俱进的战略和制度加以协调和统筹，用社会财富转移的方法实现均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发展重工业，奠定新中国富强的基础，采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农与城乡的“剪刀差”的办法筹集投资资本，就是在不均衡中实现均衡的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为平衡社会差别推行“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低福利”的分配原则，进行了十年（1956―1966）的全面建设，基本建起了重工业体系。当然由于后来的“十年内乱”干扰，这种制度长期得不到调整，积欠了大量的不均衡问题。但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方法的功绩。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是利用了不均衡的方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1978年他提出应当鼓励两个“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原则，出现了1980――1988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人们生活大为改观。1992年南巡讲话又提出在适当时机实行“两个大局”的建设方针，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布局打下了基础，也为构建和谐社会铺下了先机。执政实现均衡是永恒的主题，但绝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执政的长期的历史使命。从历史的意义上认识，执政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的制约。从执政本身行动上认识，执政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执政的成本，执政所占有的资源仅是社会整体资源的一个部分，不可能短期内改变经济社会的整体不均衡的状况，只能是渐进式地改进，也就是说执政要尽力所为，同时要量力而为。二是国家的各级财政预算和收支的能力有限，根据马克思对经济社会的平均利润的计算，一般平均利润为社会商品总收入的20%，国家税收只能在此水平范围内收取其中的法定的比例，大部分留在初次分配领域。由税收形成的再分配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由此企图全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也是不切实际的。执政不能放弃实现经济社会均衡的历史和责任和义务，努力构建经济社会的“共容利益”的机制，同时又要承受各种制约，这就是执政的对局中的两难之一。 　　2、在不对称中执政。从对局而言，执政与经济社会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地理的变化始终处于不对称之中。执政是对局的一种力量，经济社会是对局的另一种力量，从性质看，执政代表一种政治的、组织性、强制性的支配全局的领导力量，而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力量是分散性、弥漫性、阶层性的自生力量。从对局的整体看，执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中。执政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所需要的数据、信息、知识三个方面。从执政在对局中的功能和地位上分析，执政的供给主要是决策所组成的管理和治理的产品，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与由技术和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不同，性质上是智能和知识构成的能力产品。因此，对执政起主导作用的是数据、信息、知识。否则，执政的组织和机构不论多么完善和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