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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再研究 　　摘要：对前辈学者的田野工作点进行学术回访或再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有助于我们认识地方社会的时空转换与变迁的本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的几个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及其相关后续研究进行系统的介述，为后来者提供重新审视这些田野点的更多信息，延续学术的传承。 　　关键词：云南；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再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75-05 　　 　　20世纪30～40年代，云南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主要田野工作基地之一。30年代前，已有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在云南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家江应?畔壬?也到云南调查傣族。1938年，国难当头，大批学者云集西南，集中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术机构。贯通中西的前辈在西南边陲奋力开拓，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学、社会学和边政学的调查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些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潜心钻研，探察求索，做出了为后世所不及的贡献，为中国学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抗战期间，“魁阁”这一概念，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一个特殊年代里做出的有个性的研究。在“魁阁”，这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所创造出的研究成果，后来成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在“魁阁时代”过去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有关学术机构对云南几个著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尤为关注，展开跟踪调查，以“重温当年老一代学者在云南地区的学术成果，进行追踪调查和再研究，一方面可以观察几十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反思”。这些调查点如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许娘光在大理“西镇”(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田汝康对“摆夷”(傣族)村寨进行的研究等。 　　 　　一、对禄村的跟踪调查 　　 　　最早涉及禄村的研究是民国时期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的《云南省农村调查》一书，其中就包括了禄村。1938年11月15日～12月23日，费孝通在李有义的协助下第一次到禄村实地调查；1939年8月～10月，费孝通又偕同张之毅、张宗颖第二次调查禄村，1940年1月费孝通先生写成《禄村农田》，同年底于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出版。从《禄村农田》出版后的60多年间，包括费孝通在内先后有5次跟踪调查，已公开出版研究成果的有3次。云南大学历史系学生曾于1988年到禄村进行乡一级的经济调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思荣(SigrunHardardottir)也曾在禄村调查，但这些调查成果未见出版。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时隔50年后再次回到禄村作短期的调查。 　　1995年，钱成润、史岳灵、杜晋宏等3人完成了对禄村断断续续近10年的跟踪调查，出版了《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一书，书中专注经济发展，重点描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的生活状况。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问题，该书对资料的解释流于一般化，但可贵的是，在对历史背景和文化行业的简单勾勒中，透露了禄村更多丰富的历史内涵，尤其点明了禄村在历史上曾是当地著名的“花灯窝子”。这些线索有助于新一代学者再作跟踪调查研究时能更加完整地把握禄村。 　　钱成润、史岳灵、杜晋宏还专门写有《禄村农田成本研究》发表于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的《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上。该文依据费孝通《禄村农田》一书中所记1938年成本的数据，对1938年、1956年、公社化时期、1978年、包产到户后几个不同时段禄村农田成本的比较，以反映禄村曲折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的历史痕迹。从50年禄村农田成本的变化中，认为经过改革的农田经营方式，使当地农产品增多，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经济收入增加，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 　　对禄村的研究同样断断续续拖了10多年的还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的鲍森(LaurelBossen)，她于1989年首次到达禄村，研究成果于2000年出版。鲍森从国外颇为盛行的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研究妇女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禄村研究中不重视女性视角的缺憾。鲍森关注的主要是妇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共产主义规划、市场推动的发展如何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角度介入禄村研究。但鲍森只重视了世界体系的影响，却忽略了对当地更具体的制度化背景的把握。 　　2001～200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张宏明3次前往禄村前后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禄村调查。通过对禄村土地与仪式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揭示土地的社会象征意义。其新著《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于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秉承费孝通《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