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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人为本再思考 　　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首要的问题是探究以人为本产生的背景，追问以人为本是提出的原因和背景。学术界对其探究有的回溯到中国的远古时代，有的追究到古希腊时期，这之中最根本的还是应注重中国文化的传统影响及中国近百年历史和现实情况，深入解析以人为本的时代性，这也是我们解析以人为本的重要依据。 　　传统的发展观有以神为本、以权为本、以人为本等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社会由以权为本转化为权物双重为本。在中国历史漫长的长河中，一直缺少以人为本价值维度的倡导和实践，这其中有着种种原因。 　　其一，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社会，虽然文化层面上注重人文精神，而实质上这种对人的关心是通过儒家思想基础上君（官）民思想，家族伦理思想来实现的。阶级对立、三纲五常和阶级差别等基础上形成了的“皇权”、“官本位”思想。而作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老百姓在“愚民”、“贵官”、“追权”等思想统治下，成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仁者吃人”的呐喊，也正揭示了通过道德观念对个人束缚和摧残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传统文化本质。应该说，这种传统文化中“以权为本”、“官本位”等思想影响至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化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至今，官员的形象还是“食利者”，而非现代社会应然的“服务者”。 　　其二，历史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人为制定了很多难以逾越和涉足的“禁区”，往往只片面强调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方面，而忽视或漠视人的发展方面等价值维度上应有的层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未理解“历史任务决定的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所经历的从关心人本身转化为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认识的转向”，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的结合，也是重要的原因。应该说，马克思的转向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任务，是马克思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得出的逻辑上的结果。马克思现实所要求的东西和历史的影响，也被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科书似的奉为经典和圣经，而忽视了现实条件下当前社会的现实和需求，没有注重唯物史观和现当代的结合。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为我们提供者废弃以权为本的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同时在倡导“经济”等方面的物的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自身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虑。这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现代化的通病”，随之而来的传统价值失落、科技负面作用、拜金主义盛行、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危机。这种“通病”把以物为本推上了历史的顶峰：金钱成为了人的价值的尺度，物质财富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人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陷入了精神上的空虚之中。甚至说，人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人成为机器的“机器”。进一步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权”和“物”天然的结合得越来越密。应然意义上的“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的价值目标在物质和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 　　同时，还应该讲，在强调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必要的效率，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没有同时注重人与人信息、能力等方面天然差距上所带来的实际不平等，忽视了公平、正义及价值的追求，在强调“两手抓”的同时，由于物质和利益上较之精神发展上的趋近性，而忽视了其中的“一手”。也正是在以上种种原因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理念得以产生和推行。 　　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以人为本主要是针对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等等现象和价值观提出来的，这里的“人”最基本的含义也是针对“物”而言的，“人就是人本身”。从这里，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中的“人本”从政治理论层面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里“人”的理解对于不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含义。 　　但是，从胡锦涛同志所明确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谈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这样的表达来看，从哲学的高度回归到现实的政治话语，把“人”解读为“人民”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以人为本的表达中，包含着以民为本的含义，这也是由我国传统文化中以权为本影响所必然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有三种存在状态：类存在、群体存在和个体存在。在不同的关系中，以人为本的“人”也有不同的形态所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这里的人是类存在意义上的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共同内在于科学发展观中，它们是一致的。同时，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其本质的目的还是“以人为本”，维护和推进人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在实现代内公平的同时，注重代际之间的平等，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更着眼于“人是最终的目的”。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