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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问题 　　摘要：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可作为知识生产之分析个案。对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问题化处理，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对澳门在这个世界结构中具体关系的前提性认识；这种认识在一般层面上也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具有。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性视角的确立，一方面会使澳门研究在确立自身传统中真正地保持一种以澳门发展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参与和改变这种强势与弱势对局的世界发展结构开辟可能性。 　　关键词：澳门社会科学；全球结构；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005－07 　　 　　一、基本问题与论述内容 　　 　　在十年前澳门基金会举办的“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讨论会暨第十届澳门社会科学年会上，笔者曾经做过题为“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寻求社会科学研究在澳门的深度发展”的发言。我主要分析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支配性问题，现在看来这一问题依旧是值得继续分析的，当然本文并不准备再从这个角度分析。说这一问题值得继续讨论是因为，在我看来隐藏在这一问题背后的那个核心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即我们依凭何种知识观或关系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研究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则关涉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①。 　　就认识澳门而言，当我们否弃那种简单的实证主义知识观，进而从一种阐述学的进路来分析澳门，可以说澳门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它乃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意义的社会，这即是说澳门社会对于东西方世界来说，真正的贡献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它的经济、政治或法律等形式面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在于它们赖以为基础的种种深层的文化因素。众所周知，正是中国文化与葡国文化在历史复杂且具体的演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澳门社会之所以为“澳门”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种种制度性安排；更具体地说，虽然这些制度性安排在任何其他社会都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澳门人在这些制度性安排下的行动有着自身独特的品格和意义，而这些独特的品格和意义又是源出于澳门人在特定的文化中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据此，我们至少可以说，由澳门地方性知识编织而成的澳门文化网络和澳门人的行动中的意义，使澳门社会的种种制度性安排和澳门社会本身具有自身的个性，而且更进一步讲，正是澳门社会所具有的这种文化意义，有可能使澳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更深远的价值。就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更准确地说，关于澳门人行动中的意义及其赖以依凭的文化的探索，将有可能揭示出澳门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它对于我们认识不同文化间关系的启示意义。例如我在为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谈到的，“《东西》一书却通过简明的方式告诉人们，澳门的社会发展过程表明，无论是华人还是葡人，并没有在他们和谐相处的真实生活中遵循那种‘非此即彼(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一元文化观，相反，华人和葡人却在另一种多元且和谐的思维方式下使两种在‘文化优劣者’那里本应发生替代的文化在澳门数百年的历史中熔合共存。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澳门的历史研究中就意味着既不能通过单向度的中国文化去寻求解释，亦不能通过单向度的葡萄牙文化进行说明，而是需要进入具体的层面探究其文化的意蕴；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使我们在思考更大范围的文化问题时否弃上述整体的一元思维方式，进而在文化多元观的视界下推进文化微观意义的具体研究。”[1]Ⅶ 　　但是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当下澳门社会科学发展所处的社会结构和世界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此前关于澳门的诸项研究意见并不能够自然地和当然地契合于当下的社会。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我以为“全球化”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凸显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二、“全球结构”的认知、建构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全球化论题开始成为学术界最为重要且最具争议的一个论题①，而且我认为，从21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发展来看，该论题还将继续成为21世纪的支配性论题。然而，这一事实性的时代论题，却并不能够当然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全球化问题本身也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认识它及其他问题的框架。因此，我们需要对“全球化”本身进行理论建构。我认为，对“全球化”进行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对下述两个前提性问题所给出解答的方式。 　　第一，我们如何认识“全球化”这个过程?这一问题的设定，显然要求我们强调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即首先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这一要求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即我们必须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