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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和航海思考 　　引言：5月份，笔者去福建工作调研。期间，参观了几个博物馆。无独有偶，这几个博物馆都和人有关：郑成功纪念馆、陈嘉庚纪念馆、妈祖源流博物馆等，而这些人物又都关乎涉海实践活动。水师、华侨、海神崇拜，这三个小分题看似各自独立，并无关联，但置于“人和航海”的关系范畴中思考，却涉及了人在涉海实践领域的若干方面。 　　一、作为涉海实践主体的人 　　明清之际，郑氏父子在东南沿海开创了海上军事与商业集团，是近代历史上具有与外夷对抗能力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占据东南海域一隅，开启了跨越洲际的贸易网络，从而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航海历史中的郑成功，并非历史教科书中所呈现的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这一单一形象，而是一个集水师将领、海商精英与海盗首领等多种身份于一体的海上传奇人物。郑氏集团的蹈海生涯，充分体现了人在涉海活动中的主体性。无论是海上武装，还是亦商亦盗，都是人自发以海洋为依托所展开的生产与实践，是人对海洋这一生存环境的主动介入，体现了人的能量与意志。回想一些涉海的古物，比如商代纹鼎中的会意字“荡”，春秋时期水陆攻占船纹铜壶、汉代冷水冲型船纹铜鼓等，早期的舟船图纹总是与人的形象在一起的。操桨者、挥戈者等，表现的是人借助舟船工具在海上或水域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航路的开辟、港市的兴替等，无不凝结着人在涉海生产领域不断升级的智慧、勇气以及价值需求。因为人的介入，海洋有了故事，因为故事，海洋才有人文意义。如果海洋仅作为一种纯粹自然性的存在，是无法进入文明史的叙述。在2010年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召开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曾有台湾学者问我一个问题：海洋文化与航海文化，孰大孰小？当时不假思索回答“航海文化”，现在想来答案是轻率而武断的，但有一点，就人的主体性表现程度方面，航海文化还是比海洋文化更为突出些。因为“航海”本身是一个动词。是动词，必然有施动者，人是“航海”行为的施动者，这是我们讨论航海文化的前提与基础。与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相比，动词往往更具有穿透力。因为这是对动态化发生过程的呈现，而非静态、状物的描述，比如航海，谁来航海？为什么航？在哪里航？用什么航？怎么航？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都是指向人，推出了动作背后人的观念、能量、意志、情感等一个紧密衔接的链条体系，进而凸显了人在海洋中的主动性、主导性以及主旨性。 　　二、作为涉海信仰创造与传播的人 　　海神妈祖，是由历史上真实人物幻化而来的神明。她原为福建莆田湄洲岛人，“少而灵异，能知人祸福”，28岁那年因救人于海难而不幸身亡。由于妈祖生前的神事活动而具有的影响力，当地百姓视其为海神，能佑护海上人生命平安，遂筑庙祠以奉祈。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折射的是涉海人群特殊的心理需求与情感寄托。南师大王青教授在其著作《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中论及“沿海地区的宗教创造力十分旺盛”，这与涉海人群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涉海人从海上讨生活，面对大海难以预测的神秘力量，常感个体的渺小，由此产生对超自然力量佑护的崇拜。海神崇拜是从意识领域实现人与自然两种力量的平衡，也反映出涉海人群的意识领域与宇宙观念。更意味深长的是，妈祖信仰之所以获得统领华人世界海上守护神的至高地位，正是藉于人的涉海行动力量。从宋代开始，妈祖信仰经历国家层面的宋朝使臣出使高丽琉球、元朝海上漕运、明朝郑和下西洋、清朝施琅收服台湾等几个重要阶段，民间方面主要经历宋元明清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往东南亚和南洋移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国内通过北线传播至江浙沪、山东、天津等地，通过南线分别抵达广东、香港、澳门，并横渡台湾海峡向台湾地区发展；在国外则沿着西太平洋区域航线传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跨太平洋横渡航线到达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海洋信仰。航海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实现物质、制度、技术等现实生活层面的传播与交融，还将意识领域的观念形态播迁至不同地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文化”，这正突显了妈祖信仰的普世性，也说明人在信仰传播、流变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妈祖信仰随信奉者漂洋过海，在异域落地生根，发展过程中又融当地传统、信徒经历与现实需求，形成各自特征，往往在神像造型、奉祀仪式、组织机构等方面产生差异，这又体现了人对信仰的再创造。 　　三、作为涉海特定“产物”的人 　　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是明清“海禁”政策后闽粤地区私人海上贸易群体的衍生与拓延，构成了现代意义上海外移民的雏形，也形成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特征。17-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华侨（包括华工）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航海活动的重要群体。没有出海前，他们是福建、广东沿海区域的本土百姓。由于祖辈积业、世代沿袭、地缘业缘等影响因素，他们出洋经商，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区域性特征的生活方式。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