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鲁迅论纲.docVIP

广州鲁迅论纲 　　摘 要：1927年的广州场域是复杂的，也是激荡的，它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反过来，鲁迅恰恰又给广州（尤其是今天看来）带来了独特的回应与财富。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拨开历史、意识形态等的重重迷雾，努力还原一个更丰富多彩、立体可感的广州鲁迅。 　　关键词：广州；鲁迅；中山大学 　　1927年9月3日，即将离开广州的鲁迅在给李小峰的《通信》中指出：“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1}毋庸讳言，对鲁迅而言，两相比较之下，其中想必是五味杂陈了，但同时按照鲁迅对自我书写的隐语式惯例（其中尤以《野草》为甚），其实话中肯定也有言外之意。 　　2007年1月18日，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参加鲁迅来广州80周年系列活动时指出，“我想是祖父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厦大的工作来到广州和祖母聚会，当然，最终是在这里奠定了他们爱情的归宿，进而有了我父亲再有了我们兄弟姐妹的重要基椽――这是鲁迅一生最柔软时期，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2}周令飞对其祖父的广州之行以及对广州有一种既发自内心又比较讨巧的评价，这当然算是一种令人颇觉感性的阅读视角，但同时它也激起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广州之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广州（含中山大学）这样一个场域中，鲁迅又有怎样的变化？他如何在诸多感慨、喜悦、焦虑中建构、再现广州？诸多问题一一浮现，不一而足。 　　一、提出问题与文献综述 　　1927年广州和鲁迅的相遇绝对算得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因为前者恰恰标志着革命的崛起与流变，而后者则是思想深刻、感受敏锐、锐意创新的文化巨子。实际上，二者的交叉、重叠与冲突的确也别有一番韵味，尽管在声势上，“广州鲁迅”似乎无法和身份复杂的“北京鲁迅”以及嬉笑怒骂、革命犀利的“上海鲁迅”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在钱理群先生相当精彩的论文《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中，他对于鲁迅与北京、上海时空的有机互动条分缕析，令人拍案；但一旦涉及到广州，只用短短的一段话带过。③虽然可能是由于论述侧重的关系，但对于广州鲁迅的挖掘似乎的确乏善可陈。 　　（一）提出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广州鲁迅有着不该有的忽视与误读。说忽视，是因为貌似此时期鲁迅的纯文学作品不多，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对广州鲁迅往往有一种空洞化或抽象化倾向。说误读，是因为我们往往要么把鲁迅归结为革命的符号，广州不过是这种符号的填充物罢了；要么，把广州视为鲁迅捡拾温柔与幸福的温床，而可能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多重焦虑。 　　当然，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大致说来，可有如下几种： 　　第一，对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理解的思维定势，也即对鲁迅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无论是批判，还是崇拜，往往会令我们简单化广州鲁迅； 　　第二，对广州1927的认知有偏差。因为在此时空之前不久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名流都曾流经广州，加上轰轰烈烈的北伐和绵延不绝的诸多罢工行动，似乎不得不让身居其间的鲁迅沾上革命的气息和想当然类似的习气； 　　第三，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乃至限制。由于历史情境和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有意神圣化、片面化，加上诸多领袖和领导的推波助澜或附庸风雅，相关研究与认知也会不自觉地被引导、限制，当然也有研究界主动的逢迎，但广州鲁迅的面目也就因此被漫画化和单一化。 　　相对比较明智的策略是看时人可能精准的评价。当时《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尸一（梁式）先生这样评价鲁迅的广州经验：“我想鲁迅先生，精神上的痛苦，以在广州几个月中为最甚。他在清党前虽然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但以一个刚从对旧势力作战的战场退回到后方大本营所在地，便放下武器，已经是不合时宜；一到内部发生这样大的变动的时间，别人都不是归于杨则归于墨的，而他只住在钟楼上，这确是时代所不许可的。他却是很坚定的，七个月中，态度一致。”{1}在这段话中，尸一不仅难能可贵地看到了鲁迅在广州时期的革命坚守的一贯性，同时更锐利地指出了鲁迅精神的苦闷在1927年为最。这和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鲁迅的坚定革命性观点之间不乏张力，甚至也和“进化论的轰毁”等流行说法存在距离。 　　从尸一的说法我们可发现一些问题，累积到目前的关于广州鲁迅的探讨其实可能遮蔽和压抑了鲁迅存在表征的不少可能性：不要忘记，鲁迅在广州时期是工作压力特别繁重，而且角色/身份繁复的时期，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身份外，他还是中山大学的全职教授、首任教务主任以及文学系主任，同时他也是中大组织委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头衔和官职并非只是虚名，而是需要鲁迅亲力亲为，甚至是筚路蓝缕、拍板定夺的。同样，在鲁迅辞去上述所有职务后，他在广州也有一段中空期或过渡期，除了几场演讲以外，他有充裕的时间谋划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