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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管理政治哲学基础与社会文化环境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同样也起着政府向人民传达各项方针政策和落实各项任务的作用。因此，若要使这些伦理规则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做出积极、重大贡献的话，行政管理的作用务必要融入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公共伦理；公共行政管理；社会文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Ｂ82－05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4－518Ｘ（2006）11－0169－05 　　吴昊(1970―)，男，江西宜春人，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思政部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江西南昌330013）吴成钢(1968―)，男，广东珠海人，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湖南长沙410081) 　　 　　一、引言：公共伦理与公共行政管理的关系 　　 　　公共伦理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精神价值取向，它直接决定着社会民众的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只是纯技术性的过程，任何管理都寓含着某种伦理观、价值观。从实践来看，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制度的、技术的结构，而且表现为一种伦理的结构。塞缪尔?Ｐ?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①在鲍桑葵看来，甚至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观念：“组成一个社会的原则既是观念也是事实，既是事实也是目的……制度就是观念，即构成精神的要素，同时也是目的；也就是道德观念。”“一种制度……既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手段，又是一种道德观念和一项社会原则。”“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美好的生活，它的行为不可能是不注意道德的。”“国家本身除公共目的外，不能有别的目的；而且实际上除了各个机构认为是公共目的的目的之外，它也没有任何目的。”②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蕴涵的伦理观念集中体现在“公共”一词中。它要求公共行政管理只能是作为实现全社会公共利益，增进全民福祉，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在这里，“公共利益”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因此，公共行政管理必须是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行的。 　　当今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也使社会出现了发展的种种不协调：如人口流动量的突增，城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却缺乏必要的整合；传统单位制的衰微，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弱化、游离性增加，使城市管理常有失衡；政府转换职能，社会却缺少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的相应中介机构，等等。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以不可阻挡的势头，促成着社会公共生活日益繁杂、多元，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公共伦理的“空场”。为此，作为具有特定的价值性认同与互助性交往的共同体――“社区”，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成为基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着落点”。公共伦理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精神价值取向，它直接决定着社会民众的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致使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盛行的“国家主义”精神价值取向日趋衰微，而与西方人文背景相协调的“个人主义”精神价值取向又难以在中国本土全面移植，因而，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二、问题的提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共伦理基础 　　 　　（一）“个人主义”不能成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共伦理基础 　　“个人主义”是以个人理性为终极价值尺度的社会价值取向。“个人主义”走向了与“国家主义”伦理精神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个人理性的本体性和个人权利的主体性，认为尊重个人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合理利益的自由和权利，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判断行为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体系以“个人主义”作为其核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个人主义”的伦理精神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是对财富的贪欲，而是在“天职观”的引导下进行“合法投机”的话，那么“个人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在“权利观”的引导下寻求“人格独立”。从人格发展的历史规定上看，独立人格意味着人从权威、等级的服从中解放出来获得人的自主、自尊和自由；意味着人从人的依赖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的真实价值；意味着人从生命本能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追求人成为人的超生命价值。在西方，“个人主义”使得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解脱成为可能，与此相应的市场经济形态给予了个人以至高的生存价值与尊严，给予了个人以充分的生存与发展的选择机会，给予了个人以不容侵犯的其隐私权受到保护的独立生存空间。人们感慨于“个人主义”伦理精神作用下的市场所爆发出来的经济能量，感慨于西方社会因个人价值实现所带来的社会产品的巨大涌流和经济关系的剧烈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