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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五大侦查谋略 突出查办贿赂案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45-01 　　近年来贿赂犯罪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作为办案的检察机关必须在查办贿赂案件中，不断积累经验，总结贿赂案件特点，针对贿赂案件新动态和新特征，积极思谋应对的侦查方法，逐渐探索和完善侦查谋略，确保科学有效地查办贿赂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此，笔者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新时期贿赂案件呈现出四大新动态 　　（一）贿赂案件呈现“发散性”动态。 　　在查办案件中，我们发现近期发生的许多贿赂案件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个行贿人有很多受贿对象，一个受贿人有很多行贿对象”的“发散性”规律特点。对于涉及行贿的商人，其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开启了行贿的“黑金钥匙”，牟利后，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选择持续不断利用行贿这把“万能钥匙”开启“致富之门”，随着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事业扩张的过程中需要的审批事项越多，其多次行贿、行贿多人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由于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制度建设正处于逐步完善的社会历史阶段，在权力监督和制约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廉洁从政”更多依靠官员内化于心的廉洁文化认同感，而一旦官员自身或者目睹他人“偷尝禁果”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查处和惩罚，就会逐渐丧失对于廉洁文化的认同感，以侥幸心理下的“安全感”为支撑，肆无忌惮地来者不拒，收受多人贿赂。如贵阳市院查办的金阳管委会主任樊中黔受贿案，樊中黔一人就先后收受共75名房开商和工程承建商贿赂。在行贿人员中，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多达1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发散的贿赂犯罪状态更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对社会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极大，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必须强化侦查谋略，加大对发散型贿赂案件打击力度。 　　（二）贿赂案件突显“潜规则”特点。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市场竞争主体对于商业信誉、商业信用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在商业竞争过程中给好处费成为许多市场主体打通各种“关节”最便捷、最经济的选择，“办事送钱”已成为社会各经济领域的潜规则，因为“潜规则”对各级各类政府官员所向披靡的“战斗力”，使得这种行为方式在整个社会中呈不断蔓延之势。而在设置有行政审批权，特别是国土、建设、城管等政府职能部门，由于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可操作空间大，造成了“凡办事就收钱，不收钱不审批”的商业潜规则，特别是在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权钱交易更是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腐败链就有多长。在目前尚不能彻底消除权力寻租的土壤、“送钱办事”的商业潜规则逐渐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必须保持高压反贿赂态势，严查贿赂案件，斩断潜规则的利益链条，创造风清气正的商业环境。 　　（三）贿赂案件呈现“伪合法”化特征。 　　越来越多的贿赂案件中，受贿人不再采取传统意义上直接违规操作的“粗放式”犯罪手段，而受贿人在为行贿人谋利的过程中也力求符合工作程序，出现“伪合法”趋势，这给检察机关发现和查办案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众多案件中，除工程围标、挂靠等违规运作项目收受的答谢款以外，越来越多案件均呈现出请托事项表面符合程序，作案手段隐蔽的伪合法化特点。从手段上看，行为人具有反侦查意识，在接受他人请托之后，行为人往往采取利用政府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以及部门内部各部门权责不清、操作程序不完善、管理混乱等可乘之机，以看似符合正常管理秩序的手段或者程序，将行贿人意欲谋取的“不正当”的利益巧妙地转化为“正当”的利益，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受贿人或者行贿人也往往利用这一点进行狡辩。这种“伪合法”行为，不仅反映出众多受贿人存在的“收钱不办事”或“收钱不违法办事”就不构成受贿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并在这种不违反程序不构成犯罪的“合法化”的自我安慰中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另一方面，这种“伪合法”化的手段掩盖了许多犯罪事实，使贿赂犯罪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发现和查处。因此，检察机关对这些案件进行查办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断提高侦查谋略，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各类政府管理部门日常运行规则，不断深入案发单位寻找犯罪留下的痕迹，及时发现和查处“伪合法”的隐形犯罪。 　　（四）贿赂案件出现“礼金面纱”趋势。 　　在查办的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贿赂案件呈现出送礼金时间与谋求利益的空间和时间不具有一致性。从行贿的时间上看，在众多行贿案中，除极少数属于“一事一请托”外，行贿时机多选择逢年过节或官员生日等特殊时间送钱，从单笔金额看不一定很大，一般为数千元或者一、两万元，用“礼金”的形式给贿赂披上“礼尚往来”的合法面纱，给权钱交易掩上了一层温情的人情面纱。行贿人行贿时不提出具体的谋求事项，连续多年行贿后才让其帮忙办理某个手续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