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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静居论画法意笔墨诠释 　　明清时代是中国绘画理论著作多产的时期，明清的画学著述占全部总数的3/4以上。虽然明清著述相对前期（宋元）而言，有“一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玄言相煽、实学尽捐”的恶习，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明清画学著作的成就。明清绘画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更关注绘画自身的形式，基础性技法著作数量多、分类细，其中不乏一些比较经典的著作，方薰的《山静居论画》即是也。 　　方薰生于1736年，卒于1799年，浙江石门人。幼年随父学习诗词书画，随父到处游历，精古文。《山静居论画》共244条，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画学泛论；第二部分论及各种画法；第三部分对历代画学进行评述；最后一部分有关一些名画著录情况。纵观整篇著述，方薰对于画论中前人提及过的一些观点重新诠释，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主要涉及到“法”“意”“笔墨”等范畴。 　　作为绘画领域而言，“法”字可理解为“绘画技法”“创作方法”“画山水法”“画人物法”“笔法”“墨法”等等，而南朝谢赫提出“六法”时，他的“法”是“取义于经、子诸书上作为规矩、准绳、法律、宪令解的‘法’字，完全是为了表明：他在衡量、品评画家们画艺的优劣时，所持的是一套可以昭示于世的客观准绳和公平法则”。自谢赫提出“六法”以来，它一直作为指导绘画创作，品评作品高下的标准，它的影响也超越了人物画种以外的其他画科。北宋著名画论家郭若虚曾宣称“六法精论，万古不移”，明清之际，当文人画已成为潮流，“南宗”山水画已定于一尊，人们依旧宣称谢赫的“六法”，这也印证了郭若虚的话，同时从方薰的《山静居论画》中也可看出这一事实。他说：“画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击而道存者，非可以言传也。谢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乃画之大凡耳，故谈画者必自六法论。”不言而喻，方薰对于“六法”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六法”提出之前，人们画画、评画的标准各有不同；“六法”出现以后，它成为绘画的唯一评判标准，只有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画家才会各造其妙，各得神明变化。对于前人强调“六法”中“气韵生动”是与生俱来的天分，方薰批驳道：“昔人谓气韵生动是天分，然思有利钝，觉有先后，未可概论之也。委心古人，学之而无外幕，久必有悟，悟后与生知者，殊途同归。”他正确地认识到人的天分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因为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思想有敏锐和迟钝之分，领悟有高下之别，但人通过学习可以达到一种境界，只要能获得最后的结果，无所谓是“悟后”还是“生知”。 　　在《山静居论画》中，“法”一方面指形而上意义的绘画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则表示形而下意义的绘画具体技法。方薰云：“画有法，画无定法。”前一个“法”指代形而上意义，后一个“法”指代形而下意义。他接着说：“无难易，无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训期月而成，吴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难易别也。李、范笔墨稠密，王、米笔墨疏落，各极其趣，不以多寡论也。画法之妙，人各意会而造其境，故无定法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技法的难易、笔墨的疏密来评判一件作品的好坏。每个画家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个性特征、审美观点、文化素养等不一样，他们的绘画风格必然有所不同，按照艺术的创作规律而论，我们应该允许画家的个性自由表现，允许各种风格的存在。由是观之，方薰在确认绘画总的客观准绳和公平法则的前提下，提倡画家运用不同的绘画技法，并且能够客观看待不同的风格，这在当时文人画、“南宗”画创作盛行之际，是难能可贵的。 　　“意”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我国古代画学中，对“意”的研究历代论者甚众。在比较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中，首次提出“意”的是魏晋南北朝的画论家谢赫和姚最。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价刘顼的画“用意连绵”，姚昙度“天挺生知，出人意表”，顾骏之“意思横逸，动笔新奇”。虽然“意”的内涵比较抽象，但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些具体的美学范畴，诸如笔意、意趣、立意、意境之类。方薰在《山静居论画》一文中，对“意”涉猎不多，但他的“意”同样具有不同的含义。 　　一是“笔意”之义。笔意是“意”中最基本的美学范畴，它与绘画技法紧密相连。画家用笔塑造形象，表达意境和情感，这离不开一定的笔法。历史上虽曾经出现“吹云”“泼墨”等画法，但中国绘画的主要特点还是靠笔法来完成的，即在笔的统摄下，笔法、墨法、色法辩证的统一。这样不同的笔法会造成不同的意，早在东晋，顾恺之在其画论中指出，不同的笔意会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画家应该根据不同的物象运用相应笔法。方薰在画论第二部分论及各种画法中，他认为画衣褶纹，“当以画石勾勒笔意参之”，“多笔不觉其繁，少笔不觉其简。皴石贵乎似乱非乱，衣纹亦以此意为妙。”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当画家运用的笔意符合他所描绘的对象时，才能生动完美地表现物象。当然，画家个人的审美习尚也影响他对某种笔意的选择。 　　二是“立意”之义。画家在完成一幅作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