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考察.docVIP

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考察 　　内容提要　军队与军制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兵制方面的研究，诸如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地域军事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对于唐王朝国命所系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拟从唐代南方“土军”的构成着手，探讨南方地区出现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问题。 　　关键词　土军；团练化；文职化；薄弱化；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145－07 　　 　　“土军”是有关唐代中期以后史籍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汇，由于典籍的语焉不详，加上学者对此一直缺乏必要的关注，故学界对于所谓的“土军”问题不甚了了。“土军”，从表面字义来说，即本土之军，它往往指来自于本州、本道的武装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概念则是外来的、非本土化的军事力量――“客军”。 　　史籍对土军的解释，《资治通鉴》卷253广明元年(880)三月，黄巢义军准备渡淮北上直指河洛，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招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胡注曰：“土兵谓淮南(本道)之兵也”。又，同书卷254中和元年(881)七月，黄巢挥师入关，僖宗被迫“西幸”。到达成都以后，因厚赏从驾诸军而不及蜀军，引起蜀军的不满，为了对他们进行安抚，权阉“(田)令孜宴土客都头”，胡复注云：“土军，蜀军”。由此可见，史籍中土军并不是严格政治学意义上的术语，它是以军人所属的地域分野来界定的不甚严格的概念。 　　 　　一、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的“团练化” 　　 　　唐代中期以后，南方“土军”的构成颇为复杂，既包括地方招募的健儿，也含有“缓则为农，急则为兵”的团结兵以及稍后出现的“土团”，还有特定时期人数众多的子弟、乡兵之属。 　　唐代中期以后，随着以义务征点为特征的府兵、兵募制度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雇佣兵役制――健儿制度，在此大背景下，健儿理应是南方“土军”的一分子，但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请看下列史料： 　　上元元年(760)，道州刺史元结上书荆南节度使来(王真)，请求发给随军家口衣粮，在衣粮状中称：“当军将士二千人，父随子者四人，母随子者二十八人，……以前件，将士父母等皆因丧乱，不知所归，在于军中，为日亦久……今军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 　　大历三年(768)，淮南道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张万福率兵诛平卢叛将康自劝，节度使韦元甫欲重赏将士，为张万福所阻，他说“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 　　太和三年(829)冬，南诏侵扰剑南，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绛“诏征赴授，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 　　大中朝，桂管观察使杜亚派兵赴安南防戍，军队所需“用夫船程粮及船米赏设，并每日酱菜等，一年约用钱六千二百六十余贯，米面等七千四百三十余石”。 　　成通十一年(871)，南诏侵扰西川，进逼成都，时西川节度使卢耽深感兵力不敷，“乃募军中子弟，得选兵三千人”。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知从安史之乱初起的上元元年到咸通二年间，至少在唐代南方的荆南、淮南、山南、桂管等“土军”中普遍包含雇佣职业兵――健儿(亦称官健)，因为它们的身份完全符合大历十二年五月十日，中书门下的“状”中关于健儿由官府“招募”且(官)“给春冬衣，并家口粮”的规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南方“土军”中健儿的人数并不多，此处不作过多说明，待下文详论。 　　团练兵(即团结兵)作为南方“土军”组成部分之一，在安史之乱前，关内的京兆、同州、华州、蒲州以及京西的秦、成、岷、渭、河、兰诸州等中国北方地区大量存在，然而在秦淮一线的南方地区，其设置仅限于剑南道近于吐蕃的黎、雅、邛、翼、茂五州的范围。至于南方的其他地区，目前尚没有相关的史料证实团练兵的存在，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在安史之乱前，团练兵在南方的大部份地区并没有出现。然而，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国家为阻止叛军的南下骚扰与劫掠，在“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按：团练使为团练守捉使的简称，都团练使亦然)，由团练使、都团练使征召本土的乡勇“团练”御敌，事实上，这些乡勇就是团练兵。 　　基于团练兵与团练使、都团练使关系密切，考察南方的团练兵，有必要搞清楚大历十二年(778)兵制改革后南方诸道的团练使、都诸州团练使的存废问题。对于都团练使的存废，诸史的记载没有太大的分歧，《资治通鉴》明确指出“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尽管，朝廷已废置了诸州的团练使，而诸道的都团练使却得以维持。至于团练使的问题，诸史记载颇有歧义，《新唐书》卷49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