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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设想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是公权利与私权利斗争的良性结果，其旨在解决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刑事纠纷。西方各国已相继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也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不仅是响应十六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而且对丰富刑事诉讼理论，改革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刑事案件，解决刑事纠纷，缓和社会矛盾，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 　　 　　刑事和解，又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自愿的前提下，经由司法机构的主持，在有关监督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下，被害人与加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经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直接商谈，由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物质或精神的补偿而达成不起诉或者减轻或免除加害人刑事责任协议的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旨在解决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刑事纠纷，一方面，使被害人得到物质和精神补偿，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与稳定；另一方面，对加害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另一方面，则是对刑法中规定的刑事处罚是以对加害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目的的体现。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必须是负责该案件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中自然人必须是法定的特定人，包括：第一，轻微刑事犯罪的情形下，有完全刑事行为能力的人。第二，情节在轻微犯罪以上重罪以下的，初犯、偶犯、胁迫犯、未成年、精神病人、残疾人、犯罪时怀孕的妇女、老年人犯罪、被告与被害具有亲属的关系的人。第三，自诉案件中的任何加害人。属于法人犯罪情况的则由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参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被害人并无具体限制。另外，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如果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或者经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代为进行和解，具体情况适用代理人制度。 　　 　　一、在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起主导作用的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固然，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案件更好的依照法定程序解决；但另一方面，虽然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牢狱之困面前又有多少犯罪分子能真心实意地来补偿受害人所受的伤害，被害人又怎么以当事人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针对存在的不足，我们有必要进行改革与创新。西方各国已相继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应该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尤其是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的背景下，在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非常必要性的。 　　1、在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时代的要求。在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的思潮不是从来就有的。西方的传统刑事观念是以犯罪分子为本位的，相应的，他们的司法体系也是以犯罪人为中心，如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与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相比，刑事被告人的地位更受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时常会出现诸如过于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而导致被告被宣判无罪的情形。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观念的改变突破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做了一次“被害人一加害人”和解尝试。当时，基拿县有两名年轻人被认定破坏艺术作品犯罪。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以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随后，这项制度推广到加拿大其他地区和其他西方国家，直至影响我国。 　　我国法律一直以来确立的是刑事犯罪不调解制度。但是在当今这个强调以人为本时代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在刑事犯罪不调解的制度下，司法机关一味的强调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当事人的内心想法和真正需求。当然在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犯罪我们绝对要严加处理。但是面对轻微或者过失等的刑事犯罪，加害人需要的是如何采取弥补措施，减少自己的刑罚；被害人更加关注的是自己受到的损害能否得到补偿。刑事犯罪不调解制度都不能满足这两方的愿望，只有刑事和解才能实现。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进行刑事和解制度的改革。并且，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和解，但司法实践中已经在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探索。例如，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该规则的出台和施行，使部分轻伤害案件走上了和解而非诉讼的道路。2004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主张在侦查、起诉阶段可适用和解。又如，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