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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产品责任法重构若干思考 　　摘要：我国现行产品责任立法应该借鉴外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重构，可从安全注意义务、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产品召回制度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产品责任法；重构；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5)02―0073―02 　　 　　一、我国产品责任立法应当借鉴的两种责任方式 　　 　　尽管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经过多次修正和演变，已经相对完善，但应当看到的是，国外一些产品责任承担方式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笔者认为，国外的以下两种产品责任承担方式，我国立法应予以借鉴和吸收。 　　 　　(一)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召回也称为收回、回收，是指当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后，制造者有及时将其召回检修的义务。产品召回最初是生产者根据行业惯例实施的自律行为，后来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明确的产品召回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1994年1月公布的《消费者保护法》第十条规定：“企业经营者于有事实足认其提供之商品或者服务有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之虞者，应即回收商品或停止其服务。但企业经营者所为必要之处理，足以去除其危害者，不在此限。商品或服务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之虞，而未于明显处为警告标示，并负载危险之紧急处理方法者，准用前项规定。”美国每年都有上千起产品召回案件，日本的“三菱帕杰罗”汽车因为设计缺陷被迫全部召回检修。应当指出的是，在工业发达国家，公司通常是主动召回缺陷产品，一则维护公司的信誉，二则避免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遭受如惩罚性赔偿之类的更大损失。专家们在讨论日本公司在涉及缺陷产品召回案件中采取漠视我国消费者的做法时，纷纷指出我国缺乏产品召回的法律规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2002年年底，国家质检总局曾经制定了汽车产品缺陷的召回制度草案，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下文。建立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产品召回检修本身也是一种消除危险的行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可以减少未来的损害赔偿可能，更具效益性。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侵权行为法奉行的赔偿原则是损益相当原则，即受害人只能得到与其所受损失相等的赔偿，即恢复原状。由于我国的赔偿标准一直较低，因此不利于生产者从中吸取教训，也缺乏使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东芝笔记本事件”暴露的一个立法缺陷就是中国缺乏惩罚性的民事赔偿机制，所以日本人不怕中国消费者打官司。在当代社会，最大限度地加大制假售假者的风险成本，对其在经济上重罚，甚至使其濒于破产，或将其逐出市场，已是发达国家惩治这类违法者的一种普遍做法。在我国，法院在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审判工作是聚焦于个案的赔偿即对事故成本的分派而不是创造一个阻止将来潜在的产品缺陷引发事故的激励机制。有的消费者因燃气罐爆炸造成严重烧伤致残却只获得生产厂家几千元的治疗、营养费。而爆炸一次只赔偿几千元，即使爆炸上千次所付赔偿或罚款的总数也比提高质量花费的钱还少，那么厂家提高质量的压力从何而来呢?针对我国法律规定的罚款额度含混不清、弹性很大、罚款额偏低的弊端，实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针对伪劣产品的一剂良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里的惩罚性赔偿纯属合同责任，并非侵权责任。我国应当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但是美国的巨额赔偿制度也不适宜于我国，因为一项法律制度的运行必须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笔者建议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规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受害人实际损失的两倍。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要有严格的限制，并非对一切产品责任都适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生产者对产品的缺陷存在恶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法官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惩罚性赔偿只能作为一种非常的措施，适用于严重的过错。惩罚性赔偿不能被用来矫正计算的不完善或者鼓励诉讼。其次，惩罚性赔偿的水平应当足以抵消加害人从过错中得到的非法利益或者遵守法律时付出的额外成本。” 　　 　　二、对我国产品责任法的重构设想 　　 　　产品责任的不统一，导致了司法适用的混乱，构建统一的产品责任法非常必要。笔者认为，我们的产品责任应当有独立的立法，统一适用产品的侵权责任。当然为了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已有的制度在不同新法抵触时，可以继续适用。 　　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基本结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安全注意义务：产品流通中的任何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