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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思考 　　摘要：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和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应有之义，是教育史研究“开放性”与“本土化”结合的产物。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国际表达”和“国际合作”两个方面；“国际合作”是较高的阶段。在“国际表达”和“国际合作”方面，教育史研究还存在不足，必须在推进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从基本问题入手，坚持“国际视野”，遵循国际通行研究惯例，开展持续的研究，以促进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实践的推进，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成果却不多。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教育研究国际化影响及辐射教育史研究的必然结果。研究该问题并展开探讨，对于反思教育史研究，促进教育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般来说，教育国际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教育在国际意识和开放观念的指导下， 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交流、合作等活动，促进相互沟通理解、共享教育资源、联合培养人才，促进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对不同国家来说，教育国际化有主动和被动、较早和较晚之分。被动的国际化受主动的影响大，较晚的国际化受较早的影响大。 　　当然，教育国际化过程可能存在负面影响的问题。如有人认为，教育国际化可能会出现被西方“同化”和完全“西化”，以及危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以本土化抵制国际化，替代国际化，排斥学习先进教育经验的问题。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途径是什么？坚持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需要注意什么？ 　　二、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理解 　　从目前来看，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指“历史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二是指“历史上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三是指“现实中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这三种解释相互联系，有时间上的先后；不过前两种解释容易混淆，主要是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当作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 　　从形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历史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教育发展有限，往往是一国自己的教育发展，很少有与别国教育的交流和往来。但是随着经济、贸易、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们抱着各取所需的目的，一些人员通过交流把他国优秀的文化、教育经验带回本国，这样就有了跨国交往学习、研究，以及结合本土情况消化和吸收外来教育的可能，也就有了最初的、所谓的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教育研究的范围和规模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它反映了以地域和文化相对开放为前提的、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流的特征。一些地域、文化较为开放的国家，其教育也开放较早，注重学习和研究。在古代社会，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目的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教育长处，改进本国的教育。我国教育史专家吴式颖先生曾指出，古希腊人通过交往和交流，形成了早期的教育研究。如柏拉图创立的所谓“四艺”可能与当时的毕达哥拉斯“盟会”有关，原因是毕达哥拉斯曾经在埃及、巴比伦生活过15年，吸收了当地的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成果[1]。 　　总体来说，历史上西方国家教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起步早、范围广、程度较高，发展是多元的、有重点的。古代时期是学习和研究东方；文艺复兴时期是研究古希腊和罗马；近代主要是西欧各国相互借鉴，以英国和德国为主；现代则是欧美各国相互借鉴和研究。 　　关于“历史上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主要是指某一时期研究者对别国教育历史问题的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问题与教育史研究联系密切，但出现较晚。 　　有学者指出，教育史研究最早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2]（p312）。也有学者认为，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教育史研究是19世纪早期的事情[3]。这些观点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教育史研究早期主要是对本国教育史的研究①，还不具备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一时期教育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线性”的历史观；注重以过去的成绩来论证现在教育的进步；反对教育的激进，强调研究教育史中的常规和常态现象；注重对原始资料收集和方法论的研究等。19世纪后期西方教育史研究视野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德国教育家劳默尔与施密特合编的四卷本《教育通史》（1884～1902）被认为“极具国际文化视野。强调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与之同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联系和互动。”[2] （p317） 　　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20世纪60年代，受“新史学”的影响，西方教育史研究发生转型，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教育史“研究形式”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不仅有通史，还有断代史、国别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