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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支配自由的独断论难题 　　[摘要]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一积极自由的二分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自由问题的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菲利普?佩迪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提出了无支配的自由概念，认为它既区别于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和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又比二者更胜一筹，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佩迪特对无支配自由的构建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最根本的质疑是，与干涉相比，支配是一种规范概念，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因此，建基于这种概念的无支配自由必然是一种规范的自由概念。这意味着它要么是独断论的，缺乏客观的基础；要么必须被还原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因此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佩迪特做了大量的澄清与建构，试图用推论性的控制和免于异己的控制来定义无支配自由，他的努力虽然证明无支配自由没有预设任何道德立场，不是一种规范概念，但却无法真正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因此，无支配自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依然面临着独断论的难题。 　　[关键词]自由 无支配 规范性 独断论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142-08 　　一 　　按照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论述，存在消极和积极两种自由概念，其中，消极自由寻求的是“一个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它主要回答“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是一种“免于干涉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能够去做……的自由”，主要用以回答“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无干涉的根源”。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积极自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主张只有消极无干涉才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 　　这种处理自由的方式得到了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普遍承认和广泛传播，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政治理论家们讨论自由问题的标准起点和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对消极自由一积极自由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与批评，认为强调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自由既非消极自由，也不属于积极自由，而是与二者相比更胜一筹的第三种自由概念。 　　佩迪特提醒我们注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并没有穷尽自由的所有形式，与积极自由“控制自己”相对应的应该是无支配（non-domina-tion），而不是无干涉（non-interference）。尽管支配与干涉存在着许多重叠，但它们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一方面，如果说干涉只涉及现实世界的话，支配则充满了可能世界，只要拥有干涉的能力，就会存在支配：“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预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这意味着，即便人们没有受到他人的实际干涉，他们也可能损失自己的自由，比如某个奴隶有个仁慈的主人，这个主人从来不干涉他，但是由于主人随时可能进行干涉，所以奴隶必须时时刻刻考虑主人的意愿，服从主人的意志，因此处于主人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如果说干涉囊括的是对某人行动的有意阻碍的话，支配则只涉及对行动者的专断（arbi-trary）干涉。在这里，区分一种干涉行为是否专断的标准是，这种干涉是否考虑过被干涉者的利益和观念。比如，政府行为必然会干涉公民的生活，但却不一定会支配公民，只要这些行为是经过法律批准的，而法律又是被公民认可、通过的。那么这种干涉就不再是专断的，因此公民也不会受到支配。由此可见，与无干涉自由相反，无支配自由认为仅仅干涉并不一定是对自由的冒犯，受到他人的支配才是自由的对立面，而这正是共和主义传统所珍视的自由。根据佩迪特的论述，马基雅维利、哈林顿等共和主义者主要就是依据“自由-奴役”、“公民-奴隶”之间的对立来定义自由的。对他们而言，自由的敌人并不是实际的干涉，而是他人的支配，是生活在他人的意志之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支配自由依然属于一种广义的消极的自由，它同样是以否定的方式对自由的规定，并没有预设任何个人自主的成分，因此，无支配也不等于积极自由。 　　在佩迪特看来，无支配的自由概念不仅超越了消极一积极自由的二分，而且在政治层面上是比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更可取、更有吸引力的政治理想。消极自由的信奉者虽然把无干涉作为最高的价值，但由于国家行为必然会干涉公民生活，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借助于正义、平等、福利等其他价值来进行修正和调节，而这些价值归根到底与无干涉自由之间又只有相当松散的联系。然而，以无支配自由作为最高政治价值的共和主义却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尴尬，无支配内在地包含了对平等、法治等的要求，“因此这些价值不一定非要作为不同的急需品而加以引进”。但另一方面，由于无支配自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