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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数量名结构来源思考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比较《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和《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两篇文章,对“数+量+名”结构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关键词:“数+量+名”结构 来源 移位说 　　 　　关于汉语“数+量+名”结构的来源,前辈学者们已经有过很多的论述,并产生了许多共同看法,但也存在不少分歧。本文通过比较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的《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和张延俊的《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以下简称吴文和张文),试对“数+量+名”的来源提出一些新看法。 　　 　　一、关于“数+量+名”结构来源的几种观点 　　 　　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移位说”,认为“数+量+名”结构来源于“名+数+量”结构中的“数+量”短语的移位,即“数+量+名”结构是由“名+数+量”结构演变而来的。 　　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是第一次系统讨论“数+量”短语移位的文献。他说:“数量词开始转向于以前附于中心名词为原则,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事。”(刘世儒,1965)“数量词移向中心词前边,在南北朝时代,这是主流。”(刘世儒,1965)他把“数+量+名”结构优点当作“数+量”短语前移的原因:第一,到了南北朝,数量词作定语主要以前附为原则,这使得词序规律更趋于严整化、简明化。他说数量词前移是体系的整化问题,也就是语法发展进程中的内部规律之一;第二,数量词前移使得数量词对中心词的“陪伴”形态更显著了,数量词紧紧向心于中心词,就不能被其他词语隔开了。他还指出,量词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词类范畴是“同数量词的这种逐渐移前的用法分不开的”;第三,后附的数量词对于中心词来说有离心倾向,这种成分的性质很难确定。而数量词前移正好解决了这种状态,前移后数量词确定无疑是中心词的定语;第四,在后附的格式里,数量词的意思不容易表达清楚。前移可以使意思表达更清楚,还可以使其他成分也跟着明确起来。但在南北朝时,中心词前边另有其他较复杂的定语时,数量词往往还不能前移。 　　贝罗贝先生也是主张“移位”说的一位学者。他在《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中,把汉语的数量结构分成了七种词序:①Num+N;②N+Num;③N1+Num+N2;④N+Num+MW;⑤N+Num+CL;⑥Num+MW+N;⑦Num+CL+N。他认为在上古时期汉语发生了这样的词序变化:N+Num+MWNum+MW+N。他同意太田辰夫先生的说法,认为④中“Num+MW”不是名词的修饰语,而是谓语。③中的“Num+N2”也是N1的谓语。③“N1+Num+N2”的逐渐消失引发了④“N+Num+MW”的重新分析:“‘Num+MW’被重新分析为前面名词的修饰语,而样式④至⑥的词序变化自然跟着发生了。”(贝罗贝,1998)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支持“移位说”,在这里就不详述了。而对“移位说”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Drocourt(1993)和谭慧敏(1998)的观点差不多,都认为“数+量+名”结构和“名+数+量”结构之间不存在语序演变。Drocourt认为“Num+MW+N”直接来自“Num+N”,谭慧敏认为“数+量+名”结构是由“数+量”结构发展而来的。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假说,是太田辰夫先生的“类推说”。他把传统上所说的汉语名量词,按照功能分为“计量”和“计数”两类。计数时有三种格式:A式“名+数+名”,B式“名+数+量”,C式“数+量+名”。他说:“把C式用于计数,当然是根据C式很早就用于计量类推而来的。也就是说,人们大概对于古代汉语计量、计数都用B式,而C式只在计量时使用感到不合理,因此就用C式来计数了。”(太田辰夫,1958) 　　 　　二、对“数+量+名”结构来源的讨论 　　 　　对于以上观点,吴文和张文都有所论述,而且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文反对“移位说”,认为先秦汉语中本来就有“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两种格式。吴文受到太田辰夫先生的“类推说”的启发,认为两汉时期个体量词产生后,从“数词+单位词+名词”格式类推出“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形成了“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和“名词+数词+个体量词”两种语序竞争的状态。唐宋以后,“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变成了包含个体量词的数量结构的优势语序。 　　张文的观点与“移位说”有相似之处,认为“数+量+名”是由“名+数+量”演变而来的,但是提出了不同于“移位说”的新的演变过程。张文认为“数+量+名”是由偏正关系的“名+数+量”演变而来的,其中经过了“名+量”“量+名”两个中间环节。在演变过程上,张文提出了“省略”“换位”“补足”的思想,并且指出了演变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具有启发性。下面我们将通过比较吴文和张文,来讨论“数+量+名”结构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