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遗民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docVIP

两个遗民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 　　摘要：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遗民史上最为特殊与突出的一个时代。释大错与王船山为同时代人，生逢“天崩地解”的沧桑巨变之乱世，于明清更替过渡之际，亲历大明王朝之气数尽绝而回天无力，虽然二人同为儒生，同在南明永历政权为官，却素昧平生，互不相知，但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前者出家为僧，却心系南明，不舍忠义；后者独善为儒，却玩索佛理，与僧交游。二人皆心怀复明灭清之志，共同拥护与竭力扶持南明永历政权，为反清复明而奋斗不息，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尊严，挺立节义自我，并终不放弃希望，忠贞不渝，老而愈坚，坚而弥笃。在痛失南明永历政权后，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自甘为孤臣遗民的道路，一逃禅为高僧，一逃隐为大儒；一以方巾示寂，一以正学善终，均在湖湘了却遗生，至死不坠青云之志。在中国文化史、遗民史以及佛教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令人长太息，令人长追思！他们虽是古时悲剧人物，然而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中人的人格镜像。中国儒学与佛教的互补与共济，陶冶出中国最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大错与船山是晚明遗民的典范。 　　关键词：遗民；豪杰和义节之士； 南明；儒学与佛教；中国文化 　　一、引言 　　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遗民文化现象，从来就是文化史、文学史、宗教史，尤其是禅宗史上的一道亮丽耀眼的绝美“风景”。从殷商的伯夷与叔齐，到南明的释大错与王船山，无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特殊材料”做成的极少数另类“英雄”，谱写出中国遗民史上最壮丽的悲歌。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遗民史上最为特殊与突出的一个时代，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对立导致的武装冲突交织在一起，农民革命与异族侵略并发，升华为你死我活的争天下的大战，眼看明室不保，桑海巨变，中国汉文化面临灭顶之灾，汉民族则有亡种之虞，“夷夏”之别再度空前凸显，结果是第二个异族入侵与统治时代的到来，国破家亡，鹿死“夷”手，士大夫与天下儒生何处安身，便成为一个被现实所逼 　　迫的当前问题，不愿“?S发”当时清政府为了削弱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加强统治，颁布?S发（剃发）令，即强令其统治下的全国各民族的男子，包括汉族及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等，改剃满族的髡发发型，改著满族服饰，“不从者斩”的政策，遂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宣言。?S发令的颁布，引起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民族的??烈反对与抵抗，结果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是时，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告示曰：“岂意?S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江阴人民以“头可断、发绝不可剃”的口号对抗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令言，由陈明遇、阎应元领导军民抵抗，死守城池八十一日，至顺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江阴城破，清兵大肆屠杀三日。据统计，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仅有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得以保全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下绝笔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表明了“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穿戴汉服死，不做旗装奴”的忠心与壮志。此类事迹甚多。（见《明代轶闻?徐佐明》，载王夫之《永历实录》（外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第294―295页。） ，又要苟活于此世间，守护“中国”文化，保持民族气节与生命尊严，则别无选择，要么逃禅做和尚，要么入观充道士，要么归隐无声息，总之是做明之遗民，就成为一条唯一的不选而选的必由之路了。明代大儒黄宗羲在《邓起西墓志铭》中有云：“呜呼！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于时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缚虎之急，势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1]428可为明证。更有逃禅僧归庄在《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中说：“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髡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 [2]240则道出了实情。然而，诚如黄宗羲《七怪》篇所说：“士之志节者，多逃之释氏” [1]649，遗民诗人方文（1612―1669）《麻城访稿木大师》一诗中写道：“普天披发奈渠何，我党逃名佛国多”[3]7，屈大均（1630―1696）《过吴不官草堂赋赠》诗亦云：“今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 [4]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序》则有一精辟的总结谓：“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5]除了出现众多而难以计数的遗民僧、遗民儒或遗民文人以外，还在贵州出现了由数十万移民军演变而来的“老汉族”遗民（类似客家人的遗民群落）。明清之际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遗民盛况，在中国历史上隆起了一个遗民的时代。释大错与王船山就是在这个迄今独有的遗民时代的群星灿烂的天空中出现的最为光灿夺目的两颗星宿，分别代表了这个独异的遗民时代的两大典型的辉煌典范。释大错与王船山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浩气长存，是永不垮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