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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辩诉交易制度法律思考 　　摘 要 辩诉交易是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就定罪量刑进行讨价还价的一种制度。这个来源于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而我国的法制文化与辩诉交易仍存在冲突，但也有引入辩诉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主要对以上这两方面进行讨论，并就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辩诉交易 正义 效率 辩护律师 被追诉人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一、概述 　　辩诉交易，又称辩诉协商或辩护协议，它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挥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 。 　　辩诉交易源于美国，但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不仅广泛存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中，也进入到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活动中。 　　二、适用范畴 　　分析辩诉交易的定义，可以发现辩诉交易有其特定的适用范畴。其一：只适用于公诉案件，因为自诉案件中不需要检察官担负起诉的职能，自诉人与被告人可以自行和解，不适用辩诉交易。其二：只适用于被追诉人承认有罪的案件，即其放弃作无罪辩护，在此基础上，控方与辩方就定罪及量刑进行协商。如果被追诉人坚持作无罪辩护，辩诉交易无异于强迫其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这有违辩诉交易制度的设立初衷。 　　从本质来看，辩诉交易所达成的协议是一种契约，即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达成的契约。这种类似于民事活动中的契约，必须要由适格的主体，在其真实意思表示下，就其有权处分的部分进行协商谈判。 　　三、辩诉交易与我国法制文化的冲突 　　（一）与传统的正义理念相冲突。 　　传统的正义理念是惩恶扬善，善恶有报。尽管近年来的刑事政策有所放宽，但传统的正义理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交易”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显得与这种正义理念格格不入。不少学者认为进行辩诉交易有损司法的严肃性和威严，司法活动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对反社会群体进行惩治和改造，以期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代表着正义的一方与象征邪恶的一方进行协商谈判，损害了司法的尊严，无法被世人所接受。 　　实际上，辩诉交易并不是公正的对立面，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辩诉交易一方面有极高效率的解纷能力，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基本的司法程序结构而没有使它遭受根本性的破坏 。如果严格地规范这种制度，实现程序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实体上也不会背离对正义的追求。辩诉交易即使不被规定于法律中，也在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与其让它不正规地流离于法规之外，不如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而且，辩诉协议只是一个参考和建议，对法官并没有必然的法律约束力，法官仍有独立审判的职权。从其他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未发现其有损司法严肃性和威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认为辩诉交易有损司法尊严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与有限的律师参与相冲突。 　　辩诉交易制度是被追人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进行协商谈判。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充分参与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中，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案件信息。而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自己行使辩护权，律师只是起到提供法律咨询的作用。然而，可喜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过程中，《律师法》也进行了相关的修改，扩大并保障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及参与度，使其能得到更多的空间大胆地开展维护被追诉人利益的工作。 　　（三）与不够突显的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相冲突。 　　刑事活动的基本构架是控诉方、审判方、辩护方三位一体。控、审两方代表国家公权力，其诉讼主体地位显而易见，从理论、制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被追诉人虽然在刑事活动中处于被追究的地位，但不可否认其诉讼主体的资格。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脱胎于纠问式诉讼模式，与西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应该看到，在刑事体制改革中，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相较于过去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对他们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越来越完善。 　　四、我国引入辩诉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必要性。 　　1、当前刑事案件增多，司法资源不足。 　　控制犯罪率，减少刑事案件的数量，一直都是治国之大事。为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调整。坦白从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再加上时不时开展的“严打”活动，打击了罪犯的嚣张气焰。但从现实来看，犯罪率仍没有得到有效和明显的控制，每年刑事案件有增无减。案件不仅量多，复杂程度也大过从前，只有有限的司法资源的公安司法机关一直都超负荷工作。但为了打击犯罪而无止境地投入各种资源，将得不偿失。这就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时进行利弊权衡与轻重取舍。辩诉交易在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通过控辩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