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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名词化问题几点思考 　　摘 要:汉语名词化是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学界关于名词化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学界主要对名词化的结构类型、功能类型、性质等进行了思考、分析和探讨。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受制于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者一直强调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的认知模式、再加上客观主义语法观的影响,没有考虑到语法的主观运用受制于汉语缺乏形态这一事实,因而至今在认识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关键词:汉语 名词化 名物化 纷争 思考 　　 　　一、引言 　　 　　名词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受到国内外语言学家的格外关注。西方语言学家认为,名词化是“指从其他某个词类形成名词的过程或指从一个底层小句得出一个名词短语的派生过程”(戴维#8226;克里斯特尔,2000),是指名词从其他词类的派生(TrauthKazzazi,2000)。名词化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管是派生或是零转换,其结果都是出现或产生名词。 　　由于西方语言学家对名词化的界定基于印欧语这个语言事实,名词化所产生的名词或形成的名词性短语都是具有形态标记的。同印欧语相比较,“现代汉语最根本的特点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借助于与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邵敬敏,2003)。因此,汉语的形态标记是非普遍性的,汉语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是相对复杂的。相对于印欧语而言,汉语名词化显得要复杂得多,而且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现或产生名词。正因为如此,汉语名词化自提出开始,就成为语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学界关于名词化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学界主要对其结构类型、功能类型、性质等进行了思考、分析和探讨,至今在认识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二、汉语名词化问题的起源 　　 　　名词化问题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词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当时中国语法学界针对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存在三种不同见解:一是“依句辨品”,即将句子成分功能作为判定词性的标准,以黎锦熙为代表;二是“广义的形态”,主张划分词类应以词语的短语组合功能为标准,首倡者是方光焘,积极赞同者有胡裕树、张斌等人;三是“词义#8226;语法范畴”(或“词汇#8226;语法范畴”),认为汉语词类是“从个别和具体的里头把一般的抽象出来”,以当时苏联汉学家兼语法学家龙果夫教授为代表。各家还就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的词性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看法。“依句辨品”说认为是名词,“广义的形态”说虽说仍归在动词类,但也承认其为名词性,而“词义#8226;语法范畴”说界定为名词化。三种不同的见解提出了一个共同命题,即处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在其语法性质方面表现出与其在谓语位置上所不同的特征。到了20世纪50年代,《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对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提出了“名物化”的处理意见;随后,朱德熙等人撰文对“名物化”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揭开了名词化问题的序幕。汉语名词化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方兴未艾。 　　 　　三、汉语名词化研究概述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朱德熙等人就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可以用名词或代词复指、受定语修饰、可以和名短语组成联合结构,是动词本来的语法性质。传统汉语语法著作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已经名物化了,这是在拿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就汉语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既能作谓语,又能作主宾语。作主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形容词,并没有改变性质。朱德熙等后来关于名词化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认为汉语谓词性成分可以名词化,一个谓词性成分加上形式标记“的”,就转成名词性成分了。朱德熙等人反对汉语名物化的理由是,汉语里凡是真正的名物化都有形式上的标记。 　　项梦冰赞同朱德熙等对于名物化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定中偏正结构,其中的“出版”是谓词性成分,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从指称和陈述出发,认为指称和陈述的对立体现在词类上是名词和谓词的对立,体现在句法上是主语和谓语的对立。印欧语名词和谓词在语法位置上的分布是绝对对立的,而汉语的名词和谓词在句法位置的分布上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汉语中名词性的主宾语都是指称性的,而谓词性的主宾语有的是指称性的,有的则是陈述性的。指称和陈述性可以互相转化,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成分不改变自身的语法性质,一种是语言成分改变自身的语法性质(有形式标记)。项梦冰的结论认为,“名词的VP”仍然是以谓词性成分为中心语的定中偏正结构。 　　李宇明认为“名物化”说和朱德熙等人的反对意见都存在问题:主宾语位置上的形容词会增加新的语法性质,但这种性质不是名物化的结果,而是语法位本身的语法性质。在此基础上,李宇明提出了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