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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天津地域型政区研究 　　摘 要 地域型政区是“城乡合治”为特征的政区类型。明清?r期，天津的地域型政区发展很快，天津道整饬副使、天津巡抚和天津州的设置是地域型政区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标志着从萌芽、发展到确立。随之，天津的军事管理被行政管理所代替。而天津因临近首都、漕运中心这一独特的区位因素和行政地位的逐渐提高，促进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 天津，明清，地域型政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35-05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工商业主要集中于城镇，“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没有城市，“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①城镇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网络之中。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②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城镇，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明清时期，城市发展虽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③ 　　天津的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在明清两朝，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一、地域型政区的确立与发展 　　天津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简单也不全面，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由此，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越来越淡，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如表1所示，明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浓，随后文职衙署开始设置，尤其在万历以后，文职衙署的设置开始增多，并逐渐超过武职衙署。 　　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下面详细论述。 　　第一，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同处一城，且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①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弘治三年（1490年），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明最高当局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②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③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④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第二，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明朝建立之初，沿袭元的制度。明朝的督抚制度规定使省的行政长官集地方军、政、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但这种制度，有可能使地方势力做大，进而挑战中央政权的权威，由此引起了中央政权的不安，中央希望皇权集中而地方政权相对分散。因此，“洪武九年，朱元璋废除行省制度，行省内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三：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⑤分管兵、刑、钱谷职责。地方权力的削弱，再也不可能危及中央权威，矛盾得到解决。但新的三司制度一如三卫：级别相同，职责互不统属，三足鼎立，分歧与扯皮远大于合作。行政管理效率并没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