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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价值 　　一 　　小时候，想当个天文学家，那是小小少年蓝色的梦。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担任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战报主编，在发刊词中写道：“造反派的队伍里，又多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兄弟！旧世界的废墟上，又多了个勤勉的清道夫！什么不要怕？张某某（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不要怕！刘某某（我们那个城市的武装部长）不要怕！时机到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湘江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我们理想的未来，我们黄金般的未来，就在前面！” 　　“文化大革命”发展成了“武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同派别间展开了枪林弹雨的真实厮杀！我们列着整齐的方队，清一色的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蓝白条相间的短袖海魂衫，衬托出青春饱满的胸脯；清一色的苏联四三式冲锋枪横挎在胸前；高唱着由林彪语录谱曲的“兵团战歌”，奔赴战场：“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已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嘿/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战斗中，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领袖被对方的高射机枪打死。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群情悲愤！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朝天狂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挽联：“站起是巍巍泰山；倒下是滚滚黄河”。 　　多少年后，看电视新闻中经常播出国外有的激进组织，为他们遭袭击的领袖人物送葬时的场面，也是群情悲愤！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朝天狂射！除了气魄规模略逊于我们那时候，其余的简直是一个翻版。不禁会联想到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许多关于信仰、哲学等等的问题。 　　“武斗”结束，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天文学家”被打发去修地球。 　　二 　　我插队落户在湘西北一个叫姜家湾的偏远贫瘠的小山村，这里是当年那个盐贩子靠两把菜刀起事，把湘西北闹得个沸反盈天，飘忽往来的巢穴之一。听乡亲们说起过红二方面军“扩红”的情形：贺胡子的人在邻村郑家台“竖牌子”（打出旗号）了，一声“打常德去哟！”成百上千的山民把柴刀、锄头一扔，跟着队伍就跑。真有点李秀成说农民参加太平军是“蒙蒙而来”的味道。 　　我们生产队田土分布在周遭的几座山上，大多是称做“斗笠丘”“蓑衣丘”，意即用一顶斗笠或者一床蓑衣便可遮住的小块田土，几乎没有一块一亩面积以上的大田。而且这些田土大多是“望天收”，老天爷不下雨，就没有收成。我赶上了有一年闹春荒，没有饭吃，乡亲们就挖葛打蕨度日，附近方圆百里的葛根蕨菜都挖光了。有一个人实在饿得不行，趴在井边去喝水，一下栽到井里没有起来。 　　当时农村兴评工分，出一天工，男劳力10分，妇女劳力8分。我呢，男劳力使牛打耙、挑担烧炭我干不了；妇女劳力插秧、捡茶籽我干不好。可是乡亲们仍然给我评了8分，后来增加到9分，而且派工的时候格外照顾我：比如“双抢”时让我留在禾场上晒谷，到集镇上买一捆铁丝回来也算出了一天工。我们生产队极穷，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3 分钱，每年年终分到手的稻谷、玉米、红薯加起来还不够吃半年，大半年的日子都是忍饥捱饿。给我评9分工实际上意味着，乡亲们是将自已口里的粮食抠出来，养育着我。有一次，王伯娘找我借粮，她一家三口，有两个壮劳力，如今却向我开口。我把粮食借给了她，内心却愧疚万分！ 　　我们县一座大型水库要动工修建了，上级摊派任务，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抽调1─2名精壮劳力上工地，自带行李口粮，每天记12─14分工，年终回生产队参加分配。 　　听说别的公社有知青上了水库工地，我也向队里提出了要求。派我去工地生产队可以节省一个强劳力，而我则可以拿到高工分还无须队里照顾。这笔帐谁也会算，但我们的老队长（村长）担心的是我承受不了水库工地的劳动强度累垮或被退回来。我说可以先让我去试试看。 　　水库工程指挥部听别的知青说来了一个“蛮会写文章的知青”，便让我去办《水库战报》。接手第二天，工地塌方，死3人，伤27人，死者中有一个中学刚毕业18岁的女孩子。第一期战报上，我为那个女孩子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此去从容慰平生，仰首南山旗正红”。战报办得不错，我的工分比队里的强劳力还高出20%，这让我第一次悟到了写作可以混饭吃的道理。 　　那时节，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读到他的自传，里边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妻子与他结婚时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是婚后丈夫可以打她，但不可以用脚踢她。日本女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让我惊诧不已；另一个地方就是田中角荣说他还默默无闻时，曾仰望星空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大成就来！这让我很震撼。我也曾仰望星空，生出的却多是浪漫与忧伤，哪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般野心？又是许多年后，读到先哲康德的名言，才知道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是应该拿来敬畏的。我想，如果星星是宇宙的眼睛，我身所处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在它们眼中当如微尘，而真正如同一粒微尘被命运抛弃在深山峡谷中的我，又怎么能企图与星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