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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及建议分析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有其“中国路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主要有制度性因素、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以及认同归属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也要从制度创新、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质量、增强认同归属感等方面入手，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性因素；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认同归属感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及“中国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源于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转移理论。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人口城乡转移时，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二者是同步进行的。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下，城乡人口转移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的同步彻底转移，而是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1］。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转变为市民的现象和过程。刘传江教授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至少包括农民工在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上的转变，即农民工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就业的产业工人，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城市化。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出现了分层，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主要组成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群体素质、外出动因、预期与满意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是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两大关键因素［2］。从现阶段来看，新一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要力量，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主要是促进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包含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城市融合是其最后也是其最高阶段，现在大部分农民工虽已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仅完成了地域上的转移，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其中包括制度性因素、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以及认同归属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也要从这些方面入手，积极探索。 　　（一） 制度性制约因素 　　主要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的制约。 　　1. 户籍制度的制约。不可否认户籍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不仅保证了国家利用城乡价格剪刀差积累资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且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劳动力合理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进入。户籍制度把人们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他们具有不同的权利和待遇。农民工外出谋生求发展必须带齐和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同时又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投身城市建设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 　　2. 就业制度的制约。基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就业体制和二元劳动力市场体制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进入。现在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基本上是非正规就业和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分割的结果，他对扩大就业、减缓贫困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二元的就业制度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城市进入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在供求双方绝对数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占有工资和劳务条件谈判主动权的需求方厂商使供给方农民工沦为弱势群体。农民工从事的“脏、险、累”的工作，无法获得补偿性工资；由于先天教育资源的缺失，农民工无法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获得提升机会，使其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3. 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抑制了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旧体制之间产生的结构性摩擦与矛盾；二是农民工群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流动性，社保制度门槛太高、转移难。由于农民工频繁流动而导致反复参保、退保，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又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三是资金的困难，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限，近年来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状况使得维持原社会保障体系尚力不从心，如果再把农民工纳入其中将会不堪重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改革攻坚时期，历史旧账需要偿付，转制成本需要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