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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协同度分析 　　摘要：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地非农化进程分析基础上，构建两者协同推进的计量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测算发现，农民工规模虽然持续扩大，但出现增幅收窄的趋势；政府主导着农地征地、拆迁安置，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造成不均衡的农地非农化开发利用；农地非农化没有与市民化形成高效协同，这种不协同性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的协同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存在相关性，而且纵向演变过程同样不存在稳定的协同趋势。进而提出以下5点对策建议：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明确征地的范围；适度、可持续提高农民征地补偿；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收益征收管理；缩短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期。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地非农化；土地征用；土地有偿使用；协同度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21-0337-04 　　收稿日期：2016-06-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作者简介：蔡瑞林（1970―），男，江苏常州人，博士研究生，教授，主要从事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E-mail：cairuilin@163com。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新型城镇化规划均提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性目标。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同流转、测算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同程度，对于揭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现象、构建和谐人地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11人口的城乡流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加快了市场化改革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国逐步依照市场规则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及管理经验等，让农民进城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逐步改革封堵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成为大势所趋。但由于农民过多且城镇就业岗位有限，加上城市偏向政策既得利益者的固化和排斥，户籍和其他福利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出现了“非城非农、亦工亦农”的特殊农民工群体，进城农民经历了由排斥歧视到限制进城、再到有序引导、直至保护进城农民权益和促进融入城镇的演变1]。为了更好地掌握农民工流动的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建立了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由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组织农民工输出地大规模抽样调研。结果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呈现持续增加趋势，数量从2008年的22 542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27 395万人，但增速出现回落趋势；根据农民工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不同，农民工又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这2类农民工的数量同样呈现持续递增趋势（表1）。 　　从输出地分析2014年农民工的区域分布，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最多，达10 664万人；其次是中部地区，达9 446万人；最CM（25]少是西部地区，达7 285人。尽管农民工规模总量稳步递增，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特别是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数量的增速呈明显放缓的节奏。 　　但是，进城农民面临社会身份转变、政治权利平等、城市公共服务覆盖、文化意识融合等现实问题，必须跨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障碍，才能“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真正实现城镇化；否则进城农民可能选择被迫逆城市化流动。蔡瑞林等指出，中国当前新出现的人口逆城市化流动不同于西方城市化成熟阶段的逆城市化，同时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土地因素、亲情因素等综合影响2]。也就是说，进城农民可能因为难以真正市民化而被迫选择逆城市化流动，也有可能受上述4种因素主动选择返乡定居，甚至原有市民也可能会主动选择“逃离城市”的逆城市化流动。 　　12城镇化进程的演进 　　由表1可知，尽管农民工规模的递增速度逐步收窄，但整体规模还处于递增状态，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城镇化水平，加上政府主导下的征地拆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上楼。张玉林在比较中国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时指出，中国1990年以来的征地拆迁浪潮，已经吞噬了约55569万hm2耕地，产生了约12 7451万失地农民3]。无论是经济利益驱使下农民的主动市民化，还是政府征地拆迁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均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表2）。 　　由表2可知，“六五”期间（1981―1985年）、“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八五”期间（1991―1995年）等3个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整体呈温和增长态势，年均城镇化率不到1%。然而，“九五”期间（1996―2000年）直到“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等4个时期，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权分配得到根本性转变，诱发了土地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土地征用带来的拆迁安置大幅蔓